回望中国制造三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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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的今天,2015.5.19,《中国制造2025》正式对外发布,成为中国制造的统领性文件。它指向了一个十年之约,给出了中国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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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5.19日发布《中国制造2025》


  三年来,中国制造从来没有如此提气。经历了空前的概念大辩论、知识大传播、蓝图大设计、示范大落地,工业兴国已经成为一种舆论喜闻乐见的现象。“世界工厂”曾几何时,被“扣在”中国的头上。而这几年,随着各个国家表达对制造业的高度关注和抢回工厂的回流趋势,我们才发现,“世界工厂”其实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赞誉。

  国家战略反转式树敌

  然而,在国际舆论环境上,“中国制造2025”却经历了曲线般的评价。
  2015年,这是一个孔雀开屏、百花齐放的时代。德国工业4.0、美国“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MP”、美国工业互联网、日本的机器人计划和随后的社会5.0,在国际上交相呼应。犹如仰望夜空,满天星河辉映,万物竞天的美好时代。
  2016年,空气开始弥漫着国家竞争的气息。美的收购库卡,引起德国上下的恐慌,成为最为标志性的转向点。这一年晚些时候,位于柏林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 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高科技霸权的崛起和对工业企业的影响》。MERICS是墨卡托(Mercator)基金会于2013年11月投资成立,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智库。对中国,并不太友好。在这篇报告中,“70%的自主目标”被重点提及。在《中国制造2025》的“工业强基工程”中提到,“到2025年,7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80种标志性先进工艺得到推广应用,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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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2025工业强基的自主保障目标


  2017年2月美国商会开始发难,发布了《建立在本土保护上的全球野心》,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指责,大量引用了墨卡托报告的数据。墨卡托认为,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内部或者半官方文件,来引导企业实现自主化目标,从而避免公开违反WTO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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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墨卡托给出的中国替代目标


  中国官员已经声称这种替代目标,并不是官方政策。美国商会造的报告也意识到这一点,指出“中国政府表示,绿皮书及其设定的目标是不具约束性的”。
  实际上,美国业界并不认可这样的目标。美国商会报告中直接点名指出,“然而,中国的官员包括副总理马凯,曾经公开支持绿皮书中的策略和方向。和其他标准文件一样,绿皮书表达了中央政府的重点和目标。”

  这段ChinaDaily九月份发布的一条新闻,被美国商会报告当做证据,写入其报告之中。
  这意味着,美国人对于我们领导的讲话,做了非常细致的统计和分析。
  2018年,随着美国对外贸易强硬派的鹰派官员上位,特朗普对中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贸易关税措施,《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重点工程成为冲击的焦点。
  《洛杉矶时报》在2018年4月份的一篇报告中指出,美国强硬派代表莱泽希特在3月国会听证会上,指责中国“明确地列出一些技术,将投资数千亿美元,获得技术,占领世界”。莱泽希特继续说,“如果中国统治世界,那对于美国就太糟糕了”。
  在美国3月份出台的将近200页的关于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301调查报告》中,重点讨论的是以《中国制造2025》、《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为代表的中国产业政策。
  随后美国学者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人憎恨‘中国制造2025’”?Segal对比后指出,中国2017年5月份出台的《网络安全法》,让美国跨国公司头疼至极,但这份报告在《301调查报告》中这都根本不是重点,仅仅被提到13次,“逆差”也只出现了一次,而 “中国制造2025”则出现高达116次。显然,这才是它瞄准中国的最主要目标。
  中国宏大的制造升级计划,似乎是惹恼了全世界的政府,证实了他们的怀疑:中国政府并不是像那些外交家所说的那样,在寻找一个双赢的贸易关系。在中美竞争的时代,“中国制造2025”好像成为威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眼中钉。
  为什么中国设定“自主保障率的定额”是错误的?Adam分析到,这违反了WTO规则,因为WTO明确反对技术替代。
  而且外方普遍认为,还有更多的中国半官方文件,披露了更多的具体目标和野心。

  中国制造2025如何实现

  中国制造2025,成为国外“一惊一吓”。
  “吓”的是,这些发展目标,明确指向“技术取代”;
  而“惊”的是,这些目标,如何实现?
  国外一直在发问,中国制造2025将如何实现这些惊人的目标?
  国外担心的是,中国试图掌握整个高科技产业链,但不是通过自由市场获取,而是通过补贴国内产业,以及重商工业政策;在落后的核心技术方面,则由政府推动国外并购、加强合资公司的技术转让协议。
  2015年之后,中国在美国和欧洲的连续并购,引起了极大的警觉。
  2016年9月,TCL欲通过全资子公司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Novatel Wireless公司旗下MIFI(智能移动热点设备及移动宽带)业务。但这个项目在提交申报两次后均未通过。
  2016年11月,中资(福建宏芯投资基金)收购德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厂爱思强的计划也被美国否决,理由是该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而2016年美的对KUKA机器人的收购,震动了德国朝野上下。
  2017年9月美国财政部官员声称总统特朗普下达行政指令,叫停私募股权基金(Canyon Bridge Fund Partners)收购美国芯片制造商Lattice的交易。其华裔高管,在今年四月甚至被纽约法庭定罪。
  2018年4月,中兴被封杀。一个国家对一个企业进行赤裸裸地“断供”,也是旷世难觅的案例。
  这是一个连锁现象中的一环。欧盟在去年7月通过投资限制法案,看上去矛头直指中国和俄罗斯。而美国,看上去也会升级投资审查委员会职权。这些都使得中国正在海外的投资和技术并购,将非常困难。
  布鲁斯金的一个高级官员说,在中国高科技野心的实现过程中,包含了大量“使用补贴、市场准入等产业政策工具”。这些都使得美国反对中国制造2025的实践。
  就在刘鹤副总理前往美国谈判之际,强硬派美商务部长罗斯5月14日在出席全美记者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时发表演讲,用数据深度解析中美贸易冲突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冲突背后的根源以及未来预期。“我们欢迎合法竞争,但不能容忍基于大规模政府补贴和工业网络间谍活动的竞争。”他强调说,“中国资助其企业的方式有大约100种,甚至在不需要增长的情况下仍促进无利可图的工厂持续扩张。”
  “100种”,如果罗斯不是信口雌黄地提出这个数据,我们是否真的意识到,政府真的给企业有这么多的“资助”方式?
  美国人,正在拿着放大镜研究我们的每一条政策。
  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本来就是有专项。04专项的数控机床专项。为什么这次引起巨大的震动?外国学者已经意识到此次与既往目标的不同。2006年发布了一份15年计划,该计划的关键概念是“自主创新”,完全集中在先进技术上。该计划的高潮是在2010年10月确定了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外专家已经判断出来,中国制造2025不仅仅强调创新,而是抓住了“制造业生态”;不仅仅是先进制造,也包括了传统制造的升级和现代制造服务。这是一步大棋。

  智能制造工程:超级麦霸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制造2025》,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启动了“1+X”规划体系。“1”是指《中国制造2025》,“X”是指11个配套的实施指南、行动指南和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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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1+X配套


  从目前来看,这11个配套的发展已经深浅不一,有的大发展,有的小慢跑,差别很大。智能制造工程无疑是受益最大的一个工程,怀揣着对于“智能制造”的愿望,它是风头最劲的一个五大工程之首。
  智能制造工程通过“综合示范应用”和“新模式”,带动了一批数字工厂的建设。据官方口径,2017年10月已经有207个数字示范工厂。这个数据在2018年5月,微调成208个。目前已经有155家单位向相关行业复制推广了805个项目。
  然而,智能制造工程,在实际操作起来,更像是一个超级大号的“两化融合”,只是其体量是后者的十倍到上百倍不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两化融合的一次恶补。不同的是,两化融合整体而言,还是一个兼顾中小企业的普适惠民的正常餐,而然“智能制造工程”则更像是补贴大乡绅的盛宴。
  其中的示范工程,也是毁誉不一。它一方面对于观点的普及、技术推广起到一定的作用;一方面,示范工程最大的缺陷,在于项目的报审制。在这个过程中,大户企业联合大院大所,一起拼凑方案,拿着既有的老酒,重新装入到一个数字工厂之中。许多企业的智能制造项目,根本就是引入MES、引入可视化看板、引入物联网的数采技术。这根本就不是补助未来,这是在补贴过去。
  而且,到底哪种探索之路,才是真正市场所需要的?谁都没有权利去选择市场的竞争者,也不应该剥夺中小企业的“智能制造梦想”。示范工程的补贴和报审,破坏了这个基本的原则。
  示范会带来很多负面因素。像红领这样的公司,放到市场,让它直接去发光,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而,示范、宣传捧上天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公司开始大搞总裁培训班,另外开辟了一条另类的逐利道路。这样所有善意的支持者,似乎都变成不拿钱的托儿,尴尬的身份。
  示范就像是花港观鱼的撒下去的面包,激起水花一片,却是受益寥寥。这种投添鲤鱼式的即兴表演,还是少一点的好。
  好消息是,近三年已突破并应用了4700余台套关键技术装备,开发了1700多套工业软件,申请专利1300余项。初步建立了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目前已有7项国际标准、74项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还有90项标准草案获得国家标准立项。尽管这些标准,要落实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门打开了,总算是带进来一些明亮的光线。

  创新中心,步履维艰

  旨在推动共性技术的发展,是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的艰巨任务。2016年6月,批复成立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同年12月批复筹建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由顶层设计进入实施阶段。
  然而,这两家最先成立的两个创新中心,吞下巨资之后,却走出了出乎意料的道路。
  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是由西安增材制造研究院有限公司筹建。其网站显示,创新能力建设项目2亿元资金及省级2016年度配套资金已经在去年四月全部拨付到位。而在今年的5月11日,这个中心的工程主体结构举行了封顶仪式。


图 | 5月11创新中心封顶


  增材制造创新中心,看上去只是以西交大为主体的大学企业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并且建立了围绕市场的产业链。
  这是一个怪现象。学校本来就离产业化很远(自主创业不在这个讨论范畴),但围绕着这个创新研究院,校办产业却意图在商业化方面走的更远。按照美国制造创新网络所涉及的创新研究院,技术成熟度只在4-7之间,远远未达到可商业化的程度。这样,才可能是共性技术。
  动力电池创新院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投下巨资建设生产线之后,甚至有了可以商业化的产品。
  又见新生产线,又见新大楼,这些先行一步抢占无限风光的两个创新中心,在管理机制和战略定位上,给行业留下了不少的惊愕。
  2018年又有三个国家创新中心陆续上马。如何更好运转,其运行机制需要小心设计好。“公司+联盟”的方式,看上去正在成为一种主流。但这种双轨机制,很难真正落实好“决策、知识产权和收益”之间的关系。一个参与美国制造创新研究院的机制设计的教授表示,公司成为股东,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很难想象这样能够产生“前竞争技术Pre-competition”而不引发纠纷。
  更大的坎却是在后边。发改委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部有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这些已经先行一步并占位明显的资源体系,如何在创新转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通过重启新体系建新队伍,还是利用旧资源开启新体系?一时似乎难以回答。而地方上的创新中心建设,也是空前高涨。由于原则上,是省级创新中心,才能转化为国家级创新中心,因此各地也是高潮一片。目前48家省级创新中心正在指导培育中。如何弥补中国大院大所改制留下的共性技术欠缺的大坑,我们仍然有太多的问题要回答。

  强基工程

  强基工程,虽然不温不火,从来未曾成为正面焦点。反面教训,却是一大把:中兴事件,上了一堂“芯”课。
  其实工业软件也非常值得关注——可惜它被淹没了,从来不曾引起重视。这次中兴被禁止采购的产品中,就有一个叫做CADENCE的设计软件(它的竞争对手之一Mentor前年被西门子以45亿美元收购)。这是一种EAD电子设计辅助软件,由于芯片都到了纳米的维度,没有这种软件,产品根本就设计不出来。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呼吁发展芯片一样去呼吁工业软件的发展?因为我们看不见它。而且投资巨大巨大,发展CAD、EDAD、仿真软件要投入多少?没有1000亿,咱们就先不谈了。
  工业强基,如果要说给钱,那么给多少都不怨。这才是“武装”装备制造业的根本。
  以前一个提法,叫做整机带动零部件发展,就是先发展整机,再带动零部件的发展。然而,在整机带零部件的情况下,整机发展了,但零部件并没有跟着发展起来,许多都是内嵌外货。这是中国有可能“大而不强”的一个重要的表现现象。
  日本二战后工业立国,开始走的也是整机带动零部件的道路。但是到60年代,日本发现这条走不通,就开始大力支持基础技术和基础零部件。到现在还每年拿出200多个项目支持基础技术,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这里面有50个是铸造技术,就是一般人认为的“脏乱差、能耗高”的企业。
  当然整机发展,是亮彩工程,振奋人心,容易形成高GDP。而“工业四基”要么“品相很小”,产值不大;要么巨资投入,不见效果。这就使得一般政府任期内的领导,也很难大力去支持这样的项目。
  工业强基最大的启发是,不要一味追求集成创新,而要在微小的利基市场上,做正面突破。

  绿色制造工程

  绿色制造工程受到的关注都是比较小的,在2016年6月《指南》围绕“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改造示范推广”、 “绿色制造体系构建试点”等提出了工作部署。
  绿色制造,本来并不是一个可以单独切割出来的正面战场,它包含在能源结构调整、工厂能耗管理、机器能耗等多方面的工业体系中。
  在美国,美国制造业消耗的能量大约占总能源的25%。因此美国会大力发展高效的电力转换技术。美国制造创新网络的14个研究院中,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平台建设,推动工厂能耗的降低;而在德国,由德国机械制造协会VDMA牵头发起的能耗倡议——“蓝色竞争力”BlueCompetence受到了40多个机械制造分会的支持,德国纺织机械、塑料机械等都在这方面表现了高度一致的行动。机器能耗低,正在成为德国机械的另外一个杀手锏武器。
  《指南》中也提到了实施基础制造工艺绿色化改造。这显然跟“强基工程”有关,而这又是根本。

  高端装备工程

  高端装备瞄准了大飞机、核电、电网、先进轨道等十一项。三年下来也是呈现了不少结果。据不完全统计,实施“中国制造2025”以来,近三年已突破并应用了4700余台套关键技术装备。
  但高端装备,看上去都是国家大计的建设,除了医疗、高档机床和先进农机这三项,其他八项都是国家级攻坚工程。
  发展高端装备,也需要大力发展专用装备。现在很多的装备都是通用型的,针对用户的专用装备、专用的工装现在研究得还很少。但实际上,国内这一块的需求量很大。专机的特点是必须跟用户结合起来,需要了解用户的工艺特点。
  例如,作为“机器中战斗机”,机床已经算是一个普遍应用的设备。但机床企业,本来没有规模化的概念,国外的这些企业到一二百亿就是很大的企业了。沈阳机床在2011年达到了180亿,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不能再突破。这个行业,不太可能出现一千亿,跟工程机械、汽车产业完全不同。
  它很难成为一个GDP大户,更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形象工程。然而大量的这种专机设备制造商,却是德国“隐形冠军”的奥秘,这也是我们艳羡的德国装备制造业的基础。根据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的统计,现在机械工业产值两万亿是专用装备,而四万亿则是通用装备。这个比例不调整过来,供给侧改革的高质量发展,难言成功。

  两个行动指南

  1+X中有两个行动指南。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比较缓慢,算是颇为悲凉的一个。“服务型制造”,在概念上一开始就必须要跟既有的“生产性服务”进行切割和区分,这是两个部委之间微妙的结果;在实践中,则被“智能制造工程”轻松地击倒,因为它从语境上不占任何优势。智能制造只要稍加概念上的推演,立刻就可以杀入到“服务型制造”的领域;而从去年年底火爆到天的工业互联网,几乎完胜,将“服务型制造”踩在脚下。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追求利润、高度竞争的一个自发结果。英国罗罗发动机在1997年启动了秘密武器,一举打败宿敌GE获得了日本全日航的全部发动机订单,而此前全日航用的全部都是GE发动机。这一武器,打的GE满地找牙不知就里。其实罗罗开始使用的一种全新的销售策略,叫做“全程式服务”(TotalCare)。它在报价发动机价格的同时,会提供几年免费保养的承诺。这是发动机远程运维鼻祖。它彻底地颠覆了制造与服务之间的关系。后来另外两家发动机供应商GE和普惠都采取了相同的做法。在当下,因为工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GE的故事更加广为人熟知。然而,这是在20年前企业竞争的自发结果。那个时候,没有服务型制造。
  质量品牌提升行动,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弱项,一直未能得到解决。质量问题本来是企业生命线,无劳国家来反复强调。值得注意的是,质量问题不能靠工匠精神来解决。而且,工匠精神不能上升到道德问题。扯着嗓门喊工匠精神,是把质量问题的本质,给掩盖起来。
  工匠精神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产品交换和社会反馈机制的命题,它的形成离不开社会评价的荣誉和消费者的利益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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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工匠精神的蝴蝶模型


  工匠精神的需要通过系统的社会体系发生放大作用,体现在保护产权、有尊严的活着(有优越感,包括收入,或者荣誉)、有社会等级等。只有这样,工匠精神才能真正地在当下的社会土壤中发扬光大。
  中国互联网软件界的码农程序员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工匠。他们给中国用户提供了最好、最舒服的界面,各种手机上的APP,使用很好,bug很少,也就是质量很好。快速的用户反馈和快速迭代,给了工匠最好的反馈精神。最重要的是,他们也获得了物质上的回报。
  竖典型不如回归故里。质量其实只是一个表明现象,它是一系列行动产生的结果。回头看看丰田在上世纪60年代就启动的“丰田生产方式”,回顾那些杜绝浪费的令人窒息的“持续改善”——直接的结果就是质量提升。如果去看看日本在1960s-1990s所做的精益改善和工业工程的努力,以及众多理论的提炼,此一刻,我们会感觉中国的制造理念,至少落后30年。
  技术,暂且可以放到一边。

  四个专项

  四个专项中的医药、信息技术、新材料可以一跳而过。生物医药已经成为真正的产业制高点,它所处的产业价值链远高于汽车,成为美国优势最为明显的领域;信息技术正在成为无处不在的制造业使能,而新材料,在中国正在以“折子工程”的方式,成为关注重点。
  值得提一下人才专项,这向来都是最弱势的话题。最近各地“哄抢大学生”的现象,让人感觉很开怀。作为全世界大学最多的城市,武汉一口气抢下30万高校生,并给出了各种条件。当然,抢高校人才,还只是一种朴素的“拯救城市人口”的行为:与其在说抢大学生,不如说在抢城市人口。沈阳的人口大量净流出,直接就会带来城市活力的下降。尽管大学生从毕业到职业熟手,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但毕竟是一个好的开端。
  还可以有更好创新的路径吗?美国数字设计与制造创新研究院DMDII,在今年推出了一份“面向制造升级的数字人才”报告,详细地规划了数字人才的64种角色和岗位描述,基于数字企业重新划分了各种数字人才的位置。这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面向未来的制造,至关重要的是,是否有足够的人才去匹配。随着德国工业4.0的普及,德国工业也深感数字型、软件型人才的不足,与技术发展不匹配。这也是我们同样会面临的问题。富士康曾经“让100万机器人上岗”的豪言并没有真正落实,倒是数字型人才缺口有好几万。
  数字型人才,你到底需要什么技能?需要在人才专项的后续发展中,来仔细回答。

  智能制造进入空灵语境

  这两年让我们抓狂的那些智能制造相关热词,四处飘荡: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两化融合、两化深度融合、互联网+、工业云、新一代智能制造。
  工业从业者开始在车间里寻找可以智能化的金属、塑料和导轨;供应商给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迫不及待地贴上“智能制造”标签,智能物流、智能夹具、智能仓储,各种软件如果不智能,都不好意思推荐给客户;演讲者把以前所有的PPT材料,将“X”批量换成“智能X”。
  智能制造不像是在搞制造,而是在搞“智能”。工厂里面哪里有什么智能?不过是自动化而已,信息化,加上一些物联网的手段和一些数学分析而已。
  中国整个制造业水平比较低。能够进行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车间建设的,可能不到10%—20%。许多传统产业还在用手工来加工,用图纸传递设计思想,用excel表格来传递数据。最基础的一些数字化的东西,信息的传递都没有变成数字化,如何能够向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转型?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日本、中国***地区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人均GDP达到6000到1万美元期间的时候,他们都开展了工业自动化的升级运动,这为它的工业化深度打下良好的基础。中国2016年的人均GDP为8260美元,正是自动化和工业工程应该大行其道的时候,断然不能忽略。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大面积的推动,很多企业无论从生产流程、生产工艺等方面差距还是很大。
  除了技术上的导入以及产品的优化、改造,对企业而言,更重要的是思想突破和组织的变革。智能化改造,如果没有管理上和组织上的革新,将见效甚微,难以享受到智能制造的红利。
  与其学习智能制造有多柔性,不如直接学习丰田生产方式的小批量生产。丰田早在1961年,就意识到了即使是大量生产的订单,也会采用小批量生产。这就意味着,车间中将发生无数惊人的微小创新——那才是工业化的根基。
  然而,概念在中国却无人马虎应对。因为这可不是小事情,每一个新的概念背后都会有利益集团的身影。

  工业互联网放卫星

  工业互联网在2017年下半年意外走热,在2018年成为最大的“概念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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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百度指数的热度对比(蓝线为工业互联网)


  根据百度指数,在2018年3月,“工业互联网”是“智能制造”的四倍。然而工业界不需要去了解百度指数,从各种政府铺天盖地的文件中,就可以知道工业互联网有多热?广东、浙江先后回答了这个问题。
  浙江的目标是,到2025年创建1个以上跨行业跨领域、生态型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互联网平台,30个行业领先的特色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发集成10万款工业APP,连接工业设备数量达到2亿台,上平台企业数达到30万家。并且给出了各市“企业上云2018-2020年”的详细分解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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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地2020卫星云图(来源:综合整理)


  这算不是放工业卫星?去看看各地政府的实施意见,从《中国制造2025》公布以来,各地经信委一般都是继承了国家指导意见,并且形成“地方加强版”、“土豪版”。
  中国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在总结隋炀帝的功过时候,指出了文官管理的一个关键性技术性问题,隋朝官吏“以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功效如
  何,全靠租庸调的税收做实际考核的标准,这方案已经发动为一种群众运动,也不容易适时收束,于是矫枉必过正”。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开创了全新的选官方式:各地的管理均由中央派出,而为了应付中央吏部的考核,给地官员不得不“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1400多年前的做法,现在看起来也是触目惊心。然而这终究不是隋朝的宿命,这几乎就是中国千余年的巡回,黄仁宇继续写到,“传统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辖广泛,实际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压力,并非循照经济原则,所以只能铺摆场面,对数目字无法精密核算。”
  问题在于,地方政府设定的数字目标,首先有“人造浪”的浮夸,其次是明晃晃的技术取代问题,最后一个是补贴路径的问题。后两者都给了国际贸易体系下授人把柄的机会。
  除了上文墨卡托报告中那个被广泛引用的“70%”目标,五大工程中的“智能制造工程”中,也提到了这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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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智能制造工程指南中的目标


  智能制造工程中提到了“具有知识产权的智能制造核心支撑软件国内市场满足率超过30%”。
  这个目标,我们是否能够实现?
  当下最为基础的高端工业软件如三维CAD软件、PLM,中国占有率恐怕不到5%,高端CAE几乎全军覆没。而且没有任何改善的现象。这个需要去反思,我们似乎设定了一个不可完成的目标,吓坏了国外认真研究每一个数字的学者和政客。
  这让中国在国际舆论上所经历的反弹和抵制,几乎是必然的。地方政府或者某些行业一些大而不当的目标和公开的补贴手段,无疑成为国外舆论施压和反制的重要证据。
  工业互联网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数量的游戏狂欢?因为它可以制造一种简单的数字指标。在一些省份的企业上云的目标中,阿里、三大运营商、华为云,就能占到95%。这种云,跟工业互联网到底有多大的关系?

  三年豹变

  然而,即使《中国制造2025》成为发达国家抨击的目标,也不过是一个干扰而已,并不耽搁这样一个正面进攻中高端价值链的国家制造战略。只是三年下来,我们需要考量的事情颇多:需要大力普及工业工程思想,让朴素的理念再次成为闪电,工业发展史上那些经典思想,其实并没有过时;少进行示范,那是管理学中最为忌讳的直升机式管理——尘土飞扬的运动式;让制造创新中心,重新找回大院大所当年的定位,不能太靠近市场,要成为 “听不见炮火的参谋部”。离战壕太近,动作就难免变形,做不出适合基础共性的决定;进行上下游结合的绑定创新,弥合甲方与乙方的裂痕(包括废除“最低价中标”规定),将用户和供应商连接,实现连锁式创新。尤其对于特别需要用户使用反馈的中国工业核心软件而言,这可能是唯一机会;人才行动,必须从通识教育到专业突破。等等。而各种政策的对外表达方式,也需要仔细斟酌,从现实出发,从符合国际规则的角度出发:要知道,中国制造正处于全世界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显微镜观察之下。
  为什么德国提倡的工业4.0,可以让中国尊为圣明,让德国供应商以“工业4.0”卖出更多的自动化、机械设备和产线,而国际上视为对等物的“中国制造2025”,却让中国制造被视为芒刺?这中间需要做一些技术性的反思和研究,会使得我们此后更好地应对国际贸易环境。
  全世界制造业的西洋镜,都在中国。我们在这里有足够多的实践,让我们一一应用,也一一拆穿。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这是中国发展自有工业史的一个收获过程。三年厉行,始知路远。
  ——谨以此文表达草民之心,庆祝《中国制造2025》发布三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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