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遵从硅谷投资逻辑容易导致资金错配

长期以来，美国硅谷科技公司一直屹立于浪潮之巅，引领了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随着硅谷高科技企业的成功，硅谷的那些资深投资人也被捧上了神坛，硅谷投资逻辑更是被国内VC/PE从业者奉为圭臬。

正如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由于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高科技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面临的问题也不同。盲目对硅谷逻辑生搬硬套容易诱发一系列恶果。

盲目遵从硅谷投资逻辑容易导致资金错配

近年来，中国芯片大量依赖进口，在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出口逆差再创新高，达1932.6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16.6%。缺“芯”已经称为中国制造的一块“芯”病。

在整个信息技术产业对中国芯无比渴求的情况下，却发生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民间资本和大型商业公司在互联网、区块链等领域大肆炒作概念，但鲜有投资投入重金发展集成电路产业。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互联网公司彼此之间在打车软件、送餐软件、共享单车等领域的血拼动辄消耗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

之所以这些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中国VC/PE行业早期入行的人都是硅谷教出来的学生，因而在投资时将硅谷逻辑奉为圭臬。按照硅谷投资逻辑，集成电路等风险大、周期长、技术门槛高的行业必然被投资人摈弃，而像互联网这种来钱快的行业必然受到资本热捧。进而导致集成电路等资本密集型行业长期供血不足，使中国在芯片上长期受制于人，而且在局部领域差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盲目遵从硅谷投资逻辑不利于中国企业突破核心技术

由于硅谷投资逻辑对于项目能否经得起商业市场的检验有非常高的要求。这就会导致“短、平、快”的项目更能获得投资人的青睐。这就使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偏向于技术应用，而不是底层技术研发。

就硬件来说，国内芯片设计公司更加趋向于从国外购买技术授权，而非从底层开始自主研发。中国手机芯片厂商卖出去了上亿片芯片，但芯片里的CPU的源代码没有一行是自己写的，全部从ARM公司购买。而真正从底层开始设计芯片的公司，却被很多业内人士蔑视为自不量力的“堂吉诃德”，在资本市场上被视为“毒药”。

就软件来说，由于硅谷逻辑的存在，使获得资本青睐的大多是只做短线规划的项目，这就使中国在基础软件上异常脆弱。虽然中国有QQ、微信、支付宝等一大批应用软件，但在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软件上，市场份额却微乎其微，基本被微软、谷歌、甲骨文、IBM等公司垄断。即便是Linux，KVM，Xen，OpenStack，HADOOP，Docker，Mysql，OpenJDK等开源软件，中国庞大的程序员数量和中国相对有限的代码贡献量极不相称。可以说，中国写Java的程序员有上百万人，写JavaScript的程序员也有上百万人，写QT的也很多，但Java虚拟机、JavaScript引擎、QT库却没多少人干。

正是因为硅谷逻辑更加倾向于各种抢风口、“短、平、快”的项目，使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硬件和基础软件无人问津，进而使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建设在美国人的沙滩之上。

应当建立一套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投资逻辑

以史为鉴，硅谷逻辑其实仅适用于美国这样在高科技产业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作为工业后发国，要想在高科技产业上追赶美国，盲目遵循硅谷逻辑是自寻死路。日本和韩国曾经在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但遵循的都硅谷不是逻辑。

在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推行“官产学”模式。官指的是政府、产指的是企业，学指的是大学。日本政府将富士通、日立、NEC、三菱、东芝等一批大企业与日本顶尖学府绑在一起，并提供充足的资金让大家“烧钱”。

日本政府通过这种不求短期回报的长线投资，使日本半导体产业得到跨越式发展。从1970年至1985年，日本半导体产业的产值增加了5倍，内需增加了3倍，出口则增加了11倍。至上世纪90年代，全球排在前10位的半导体企业中，日本企业占据半壁江山。

与之类似，韩国的三星、SK海力士等半导体巨头崛起的过程中，也没有遵循硅谷逻辑，三星的“反周期投资”更是完全背离硅谷逻辑的举措。但正是依靠“反周期投资”这项看似“自掘坟墓”的举措，却把美国、日本、中国***的半导体厂商打的节节败退，使三星成为存储芯片和液晶面板的霸主。

总而言之，作为工业后发国，中国应当借鉴日本和韩国的成功经验，摒弃被实践证明“弊多利少”的硅谷逻辑，开创出一套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投资逻辑。

之所以强调社会效益，主要是因为建立在美国基础软件和硬件上的中国信息产业已然成为大国博弈中，中国最大的短板。何况核心技术和国防安全是无论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硅谷逻辑一味的强调短期经济效益，放在宏观层面上，反而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