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市场化协同与大数据机制研究

　　信息化革命使价值函数发生异变，这种变化改变了价值规律与经济增长规律，使传统的经济理论与模型被破坏，如果政府不能迅速调整宏观管理方式，就会使宏观调控失败，产生经济与社会危机。

　　202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无论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与政策执行框架，还是政府规划为主导的货币政策框架都遭遇科技革命的挑战；全球经济在年初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石油谈判破裂等出现剧烈波动；以美国为主的中央银行开始驱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货币神话伴随着数字货币的出现充满神秘与未知的魅力。

　　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水平的高低，科技革命引起的信息化浪潮对于以往的宏观调控模型形成冲击，甚至是革命性的作用；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叠加作用下，全球经济动荡不安；信息化革命产生的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产生了所谓的“信息爆炸”，“信息爆炸”对政府宏观调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信息化革命使价值函数发生异变，这种变化改变了价值规律与经济增长规律，使传统的经济理论与模型被破坏，如果政府不能迅速调整宏观管理方式，就会使宏观调控失败，产生经济与社会危机。

　　中国的M2/GDP这个指标明显大于其他国家，很多人错误地认为中国货币超发，甚至认为中国金融效率十分低下，主张紧缩货币。这个数据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经济指标是十分重要的，需要进行深入理解与把握。归结起来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的GDP到底是多少？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求解准确、及时、充分的GDP数据？第三个问题是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货币政策何去何从？这一连串问题如货币金融学“哥德巴赫猜想”，是当前急需回答的问题。

　　在科技革命背景下的信息技术发展和科技金融发展为我们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那就是通过市场化方法建立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充分发挥市场的信息发现功能，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建立货币政策的市场化微观模型，实现货币政策的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科学性；管理收入大数据、财富大数据、消费大数据、投资大数据。这些数据本身就是生产资料，这种数字资产的市场化过程，会使得宏观经济数据更加清晰完整、及时准确。

　　更为重要的是拓展货币功能，使货币金融成为创造价值的工具与手段。货币成为创造价值的工具，不但具有价值尺度功能，还使货币与价值尺度统一起来，货币创造过程就是价值创造过程，通胀与通缩不再发生。货币、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进入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无论是哪个国家先认识到就会优先进化，变得强大而具有竞争力，实现超级制度红利。

　　中国的GDP数字准确吗？本人研究认为，现在发布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全面反映GDP的真实数量；由于统计口径差异和各国国情不同，各国的GDP不可比。如果教条式套用传统货币政策模型，就会出现明显的“货币政策失灵”。所以，不能以统计数据作为唯一决策依据，而要建立GDP大数据模型，并且实现市场化、微观化、动态化管理。

　　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报告中首次预测，“美国时代”已经接近尾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将在5年后超越美国，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元年”。这则消息如同扔出了一颗“重磅炸弹”，在西方各国引发争议，各国媒体纷纷发出质疑、焦虑、感叹等不同的声音。实际上，这种算法并不科学，人民币汇率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关键在于选择商品的标的，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有的商品是高估，有的商品是低估。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6.430， 0.00， 0.00%）价格和耐用消费品价格用PPP算都高于国外。IMF的结论是不成立的。

　　从硬币的另一面，我们应该看到中国GDP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实际统计的数据或被低估。宏观管理者对于GDP统计遗漏问题一定要有清楚的认知，否则“政府失灵”将成为常态，宏观经济管理亦会如盲人摸象。

　　可以从逻辑上和实证上论述中国GDP被低估。

　　第一，中国的经济结构十分复杂，经济细胞有大量农户家庭，还存在大量国企，这种经济结构存在大量内部交易。

　　第二，中国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大量产品与服务由于产权不清没有进入交易过程，还不是商品。一个国家GDP可统计量与其市场化程度成正比。一是中国大量的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艺术品、古董等没有明确产权，除了影响其效率以外，这些无形资产大多无法交易，数量十分庞大。二是中国大量的服务产品无法形成商品。三是中国目前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如农村土地等没有明确产权，无法进行交易。

　　第三，中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生产资料交易主要是使用权，如土地、矿山、房地产等不动产权，这些资产必定影响商品的产出价格，也势必低于所有权资产。这一块影响GDP多少各种资产各不相同。

　　第四，中国存在大量的公共物品，不但使GDP被低估，而且还改变了中国的消费率，因为公共物品大部分只统计投资不统计消费，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消费不足。而且，中国的公共物品不同于西方国家：一是政府体系及其附属机构都有大量的消费与服务开支。二是中国的国企生产大量的产品与设施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三是中国大量的服务业是由政府提供，如安全、教育、文化、法律等，商业化程度远低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

　　第五，部分地下经济没有计入GDP，税制未完全起到数据验证效果。

　　总的来说，各国的GDP与M2的统计都有其特殊性，在实际分析与运用中要区别对待。要准确把握一个国家的GDP需要多种渠道进行统计，然后反复修订。

　　如何求解准确、及时、充分的GDP数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数据是一种生产资料，参与国民经济分配。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就可以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求解科学、准确、及时的经济大数据，实现货币政策的科学性与及时性。

　　第一，我们构建多变量GDP的大数据，设计家庭（个人）、企业、政府、国外四个部门。我们把数据权分配到各个部门，用收入法和支出法分别求解GDP。在收入端我们用劳动收入、利润收入、税收收入、外汇净收入来表示，支出端用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支出和海外支出来表示。社会总价值等于所有人的价值总和，并且构成各种价值函数。

　　第二，对大数据模型进行单变量分解，建立大数据的市场主体与交易结构。对每个人的大数据进行托管与确权，使得相关数据成为各主体的资产，建立资产负债表，并且生成统计表。我们把个人作为唯一主体变量，从而计量每个人的价值，托管每个人的收入与支出，更加容易求解GDP总量。在支出方求解每个人的投资与消费，在收入方求解每个人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并且实现与数字货币的对接，与货币政策统一起来。

　　多变量求解面临很多难处，除了统计与计算难度较大以外，多部门多单位的价值函数求解和分解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多变量函数使我们明白单变量函数的传导机制以及验证路径。

　　单变量求解GDP的方式使得经济分析过程简单化，税收验证更加可行。在总体研究路径上，一是确定人的价值总量就是社会经济总量，人的价值增量的时间积分构成一个时期的GDP（这个数字自动剔除了中间产品和其他噪音）。二是这种函数模型更加明确社会生产的目标与任务。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为人服务的，是为了提高人的价值。三是以人的价值作为单变量函数求解GDP，使得人的价值数据成为一种真正的数字资产，进一步结合区块链技术生成数字货币，这种数字货币不仅是价值尺度，而且能够创造价值。一旦实现这个目标，货币与货币政策就实现了真正的飞跃。

　　第三，建立消费大数据与投资大数据模型及微观运营系统。我们分别建立消费供应链运营系统和投资价值链运营系统。

　　第一步，我们建立GDP与人的价值及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函数关系，GDP代表一段时间内所有人的价值的积分，也等于用支出法计算的投资与消费函数的积分，还等于用收入法计算的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两个变量函数的积分。求解GDP需要在微观层面求解每个人的消费和投资；从收入法来讲，要求解每个人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

　　第二步，我们需要发现单变量大数据和区块链模型的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的微观机制。世界经济从商品经济转向数字经济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传统的会计管理价值的模型转向区块链管理价值。经济体发生裂变，股份制经济转向通证制经济。区块链赋予每个人分布式账户，用以管理和核算人的价值，从而实现经济制度的民主化。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每个人的数据具有价值，参与分配，就出现了以人的价值凭证——通证（token），它是人的价值凭证，用区块链核算。这个转变改变了人类的分配制度，使得每个人都有参与分配的权利。每个人的大数据是科学计量的，本质上反映一个人创造价值的能力。通证经济将使人类社会的文明前进一大步，充分发现人的价值，更好管理人的价值，更多创造人的价值。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有一个基于个人价值的自由权利，不再有剥削和不平等。

　　第四，建立收入大数据模型与运营系统，通过个人价值管理系统，研究人的存量价值与流量价值，并计算他们的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从传统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和增长函数来看，在逻辑上是统一而连续的。

　　支出法计量的宏观经济数据与收入法计算的大数据是可以相互验证的。这个过程是市场化的过程、是动态的。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货币政策框架具有及时性和连续性。中央银行深化到具体的价值发现、管理与创造过程，这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中央银行与货币这种新功能的产生有赖于科技革命产生的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

　　中国的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何去何从？第一步应该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为他们创造全球最优的营商环境和货币环境；第二步是逐步建立动态、精准、宏观与微观协同的市场化机制，实现货币的价值创造功能，使中国人均价值赶上美国；第三步是创新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数字货币体系，逐步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目标，建立现代化科学化的货币治理体系。

　　中国面临的如下几个特殊风险应当关注。

　　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是一个全球性风险。美元是世界货币，在零利率的驱动下，美国大量的货币投放势必流向全球，收购全球低价优质资产，全球资源迅速向美国及其跨国公司聚合。从而短期内极大增加美元的物质基础，形成新的美元优势。如果美联储与脸书此时合作推出以扩张以后的美元为基础的数字货币，而且这种数字货币具有跨境支付功能，那这种金融侵略将是致命的。美元和美国控制的全球金融体系，无论对任何一个国家发力，都是经济灾难。

　　中国必须在贸易结算、货币制度、数字货币方面防患于未然，不能抱着任何侥幸心理。中国国内风险仍然较大，由于金融对外开放的推进，金融风险敞口加大。经济金融发展面临制度、结构等诸多瓶颈，难度从未有过。

　　尽管中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但也具有很多优势，有的优势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所以，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而言，要始终贯彻落实好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科学谨慎地推动金融对外开放，步步为营地筑牢金融与货币的防火墙。针对可能出现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问题、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问题，近期可以考虑分步骤采取以下措施。

　　（一）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加大实施力度

　　把好充分就业的数量关和质量关。充分就业实际上就是人的价值最大化，一旦实现充分就业，基本上就能够实现其他几个货币政策目标。不但要增加就业的数量，还需要不断提高就业的质量。

　　传统的货币政策往往盯住经济增长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但是这两个目标越来越容易显示错误的信号。原因是受科技革命的影响，价值函数、生产函数、增长函数由原来的线性状态转变为“无形化、多维化”的几何级数，控制增长速度明显是错误的做法。再加上中国GDP统计的特殊性和M2结构的特殊性，很容易出现制度性、结构性的“数字陷阱”，从而引发“政府失灵”问题。

　　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于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充分就业是经济增长的唯一目标。一旦实现真正的充分就业，其他目标就能够实现。中国有14亿人口，只要中国人的价值提高了，就不惧怕任何外来冲击。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要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打造全球最优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目前充分就业的空间巨大，经济发展具有严重的“发展不充分”问题，特别是要关注科技革命引起的人的价值函数的变化。这个问题需要货币政策领域从理论和技术上深入研究。以往把货币政策盯住GDP、M2/GDP等做法实际上造成了巨大的“理论惯性陷阱损失”。这个问题一直是全球性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政策一定要走出这个误区。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巨大红利，甚至科技革命还能为中国带来比过去40年还大的制度红利。实际生活中，我们也深刻体会到实现充分就业的空间巨大，我们每个人实际产生的价值距离应有的价值甚远，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在于发现人的价值、管理人的价值、创造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

　　由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如果调整到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为标准的充分就业上来，使就业既有数量上的充分性，又有质量上的充分性。

　　（二）建立宏观与微观协同的市场化机制，实现货币价值创造功能

　　未来中央银行的改革将从“信用货币时代”转变到“价值货币时代”。从中央银行产生的那个时候起，其就承担了创造货币的任务，但是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通货膨胀，所以中央银行既要制造通货膨胀，又要反通货膨胀。我们对一个好的中央银行的评价标准是：其既创造了更多的货币又没有产生通货膨胀。这个过程会表明中央银行创造了就业，所以创造了人的价值，或者是向国外输入了价值。所以，美联储在增发大量货币的同时美元指数仍呈上升状态，表明美国的央行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中央银行，因为它成功地为美国输入巨量价值，是对全世界的“抽血机器”。必须认知和揭穿美国货币制度的这种剥削性。

　　中国必须立足国内，下大力气提升中国人民的价值。

　　在实际操作上，要建立货币政策的微观机制与市场化机制，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机制，建立中央银行的信息系统，主要是区块链和大数据系统，这个系统的构成是多元主体的。充分利用数字经济下的数字资产机制，发现和管理人的价值，发现与管理消费大数据与投资大数据，把这两个数据作为居民的财产参与企业和国家分配，充分发挥市场的发现信息与价值的功能，从而就能够精准计量充分就业和GDP，实现货币政策大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中央银行可以向国内达标的高水平信息技术公司、大数据公司购买服务（如阿里、腾讯、百度、小米、中科曙光（45.480， 0.00， 0.00%）、全金链、平安一账通等）。企业化、市场化、微观化的信息系统与运营系统的建设，将为中央银行建立一个高度灵敏的“中央大脑”，这个中央大脑能够发现价值、管理价值、创造价值，动态化地调控金融，真正提高金融效率，能够防范各种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特别是能够精准测量国际特别是美国的金融风险输入。

　　更加重要的是，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过程转变成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通过货币政策提高每个中国人的价值，不断提高人的就业数量和质量。

　　（三）大力发展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数字货币

　　无论是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都没有认识到“货币能够创造价值”，而且这种创造过程分为内涵式创造和外延式创造两种路径。

　　沿着科学价值论方向研究的货币制度能够创造价值，而且数字货币传导机制是一种价值创造的市场过程。目前各国中央银行推出的数字货币都没有这种功能，主要原因是对价值规律、货币规律和经济增长规律缺少正确而深远的认知。

　　人的价值管理产业将来可能是最赚钱的产业，特别是在人民币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未来5—10年将出现以区块链为基础技术的“价值产业”，这个产业是由科技革命引起的价值函数的变化引起的，并且通过数字经济和通证经济，推动中国转向人类的第三次文明——科学社会，引发深层次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将可能成为全球标杆。

　　这种货币制度的传导机制有以下几个要点：用区块链的超级账户定义每个人的价值，并且生成每个人的价值大数据，这种大数据与每个人的收入函数大数据和支出函数大数据相互印证，并且通过市场生成每个人的通证（人的价值的通证，就是数字货币）。区块链的共识机制拓展到市场中形成交易过程，每个人可以在市场上卖出自己的时间使用权，简称“时权”，这种时权也是一种附加个人与时间印戳的区块链通证。用“区块链+人的价值”创新数字货币，使货币成为发现价值、管理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的工具，使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与货币一体化，并且增加了货币的创造价值功能，并且从根本上消除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实施严格而科学的准入制度和监管制度，防范与化解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与危机。这种货币制度从机制上否定了以美元为基础的现有的信用货币体系，使得全球免受美元霸权和“抽血”。

　　新的货币制度传导机制与中国现有的货币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是高度相容并且可以相互转化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可行的。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实质是实现人的财富自由、精神自由和生命自由，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以化解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

　　必须认识到全球的理论、制度、市场、社会都需要进行改革和开放。我们期待一个新的理论、一个创新的货币与经济制度、一个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制度、一个和谐健康安全的全球价值观和命运共同体，不再有经济与货币掠夺，不再有经济制裁和贸易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