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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整个社会在科技族谱与文化脉络两张“进度表”上总是呈现出强烈的对应关系。每一次科技的跨越,都再一次提供给文化繁荣的机会。
从造纸术到印刷术,人类知识的传播实现了质的突破,民众知识的普及得到明显提高。
18世纪60年代英国中期出现的机器工具替代手工工具不仅是一次技术史上的深刻变革,在促进了社会关系变革的同时,引发了文化蜕变性的巨大飞跃,包括家庭、婚姻、血亲观念的改变,以及社会从强制约束向民主化进发等。
而在数字社会时代,科技和文化的融合正在创造出更多可能性。
科技对文化的改变不仅体现在生产和传播等环节,平台型生态崛起重塑了文化产业的价值链构成和组织方式,也改变了原有的文化产业结构。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文化+相关产业融合共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力量,更新了人们对文化内容的认识和看法。
从科技到文化,从融合到创新,这既是一种商业上的双效统一,更是一种社会秩序的更新。
科技追赶文化需求
科技和文化融合的首先,是科技追赶需求。
对于社会个体来说,文化消费是一种“非必需品”。但对于历史发展来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物质丰富后消费趋势的分野及社会习性的演化则是必然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目之所及,是居民文化消费从少到多,从单一化到大众化、从大众化到分众化,实现了质与量的双重飞跃。随着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而科技则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触媒角色。
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内容形式决定其只能采用个别的物质载体。原始社会文化载体就较为单一,能够保存下来的多为壁画、兽甲等固化的文化形式;造纸术发明后,很多文化则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录、保存、传承下来。
现代科技则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文化载体,如光盘、软盘等都可成为文化保存的媒介,信息技术背景之下,几乎所有的文化内容都可转化为数据信息的形式保存下来。文化的载体不再局限于文字,而是可以通过图片、音频、视频等这些新的保存方式保存下来,这也同时提高了保存和传播信息的准确性。
于是,科学技术丰富了文化的存在形式和保存媒介,使文化内容更加丰富,传播更加便捷准确,为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数字时代以前,信息的传播效率制约了要素投入效率和社会生产效率,而在新技术的催化下,各类要素和产业的边界被打破,逐渐走向融合。这意味着,将诞生更加丰富的文化衍生品,并促进文化产品的多维度创新和多元化发展。
其中,以文化创意内容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的新兴产业纷纷涌现,文化产业信息化趋势日益明显。比如,电子游戏业、数字音乐业、数字广电业、数字演艺娱乐业、数码动画业、数字出版业等,这些新生产品替换传统的文化产品,被人们使用和消费。
此外,新兴数字技术与数字装备支持数字文化创意、设计服务、数字创意与相关产业融合应用服务等创意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信息技术对消费群体的细分,也促进了文化产业的个性化和差异化发展。
从改造内容产业链的角度,显然,技术可以促进供给效率的提高,比如AI辅助内容生产(文字、图片、视频等)。AR/VR/MR类内容和设备可以改变用户消费场景和互动方式;5G环境下的长短视频占用时长的提升改变着用户的消费偏好和习惯,而计算和云存储基础设施则带来的云游戏的机会。
融合下的社会秩序更新
当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到新高度时,是将文化的内容、理念、形式等元素与科技的精神、方法和理论等要素有机地结合,因此改变了产品的价值、品质,形成新的内容、形式、功能与服务。这体现了一个创新的过程,也将成为一种社会秩序的更新。
美国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代表性人物罗伯特·金·默顿曾将科技置于社会改变的视阈中,探讨了文化、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关系。正如默顿认为的,正因为缺乏科技本身的社会文化结构所需要的概念框架,科技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这是因为,不管周围的文化如何影响科学知识的发展;不管科学技术最终如何影响社会,这些影响都来自于科技本身变化着的体制和组织结构。
而在科技和文化的社会语境中,科技是社会体制,是一种社会建制,是一个缓慢形成、缓慢改变的社会体制。显然,科技带给整个社会的不仅是经济利益,更是文化的蜕变和社会秩序的更新,这在工业革命从就可见端倪。
这意味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科技的出现与发展,将是一种新的、整装待发的社会秩序,其中必定蕴含新的价值与旧有价值及其成功组合的社会价值理念。
创新三螺旋理论受基因的三螺旋模型启示,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的新范式,创新三螺旋理论认为,支持创新系统必须形成一个螺旋状的联系模式,这种缠绕在一起的螺旋由三股力量构成:
一是由地方或区域政府及下属机构组成的行政链;二是由垂直和水平联系的公司构成的生产链;第三股是由研究和学术制度组成的技术科学链。而这三者在履行知识创造、财富生产和政策协调的职能之外,三部门之间还通过互动派生出新职能,最终孕育出基于知识繁衍的创新。
显然,科技与文化与社会秩序也切合着创新三螺旋理论,并基于此生长和发展着。其中,社会秩序是文化追求和科技探寻的目标,但社会秩序的解释意义既不在文化之中,更不可能禁固于科技之中,社会秩序是独立的、实体的螺旋线。
在文化、科技和社会秩序的三螺旋模型中,三者交迭作用、互促创新,形成的“互为因果”关系,是系统成形的核心吸引力,使创新三螺旋模式得以成立;社会秩序建立和传播“主导”文化及科技进步,推动着创新螺旋上升,成为创新三螺旋模式成立的内在驱动力。
一方面,技术创造具有的经济属性,决定着技术必然存在与外部市场的紧密联系。与此同时,外部市场的不确定反作用着文化、科技和社会秩序。因此,我们的是社会需要文化做路径引导,通过文化、科技和社会秩序的互相推动来真正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文化、科技和社会秩序形成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三方的各自需要。文化活化的创新,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和价值观引领;社会秩序反映出时代新理念,需要文化内容体现和科学技术支持;而科技里程碑似的跨越发展,则离不开社会文化氛围的整体培育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引路。
人类社会的进程,表面来看,是一个又一个科技发明推动社会进步;中观来看,是科技创新带来文化创新,带给人类社会新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深层来看,是科技和文化的融合创新,创造出新的人类精神群体,催生出新的社会价值体系。
显然,人类文明的生长,绝非外在物质的增长,而是内在精神的建立,是由个体精神自律扩散到社会整体秩序的升级换代。当科技在社会中的作用逐渐强势,经历着从技术层面到商业经济动力的转变时,如何将科技与文化真正融合而成为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支撑,则是时代必然要面临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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