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革命：走向大规模应用

“3月20日至22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本届论坛聚焦“迈上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主题。期间，专家学者及行业人士就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货币、金融开放体系、平台经济、未来教育等多个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据了解，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自2000年以来每年举办一次，已经连续举办21届，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

数字技术革命：走向大规模应用

以“数字技术革命：走向大规模应用”为主题的讨论由新华网客户端执行总裁席卿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美光科技总裁、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罗特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煜波。

江小涓对“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的要求做出了简要的解析。在未来五年，中央对数字技术产业化部分的增长提出了要求，并且将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核心产业。数字经济在“十四五”期间要全面覆盖，覆盖到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本身。另外希望数字经济能够广泛地赋能，继续扩展数字经济的连接边界和深度，争取在消费、旅游、交通出行、医疗教育、政府治理等方面取得进一步地发展应用。

江小涓强调，数字经济、数字社会不是一个浅层次的变化，它会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根本改变。“十四五”期间非常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数字技术应用和消费群体、产业群体非常大，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未来发展条件，在数字经济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全球经济中间也有非常良好的起点。未来5年数字消费有重量级的应用、数字生产进入起步后的加速阶段，数字资源的开发利用将会特别快速地往前推进。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也要规范，一定时期内会给监管带来新的不确定性，这也是长期健康发展要付出的成本。数字企业要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以数字自身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史蒂夫·莫伦科夫表示，去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无线技术对日常生活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它以全新的方式保障人们的健康，支持远程工作和教育。5G正在推动一个全新的发明时代，能够创造新的机遇，并且促进经济增长。在5G的赋能之下，连接将惠及从制造到医疗等更多行业，最终变革全球经济，丰富人们的生活。根据高通的研究显示，到2035年中国的5G价值链将贡献近100亿元的经济价值。

他指出，从去年开始中国持续推进毫米波测试，毫米波的应用能够加速惠及地方产业，这对于实现“乡村振兴”至关重要。5G在应对未来和应对健康挑战方面有着巨大的机遇，能够为急诊提供更多准确的信息和判断。数字座舱、网联汽车以及蜂窝车联网等技术能够进一步提高汽车的自主性，加速智慧出行的发展。随着超可靠、低时延连接应用，5G将推动制造业和工业4.0的未来发展，这是未来数十年颠覆性变革的开始。除经济效益之外，5G还将创造重要的社会效益，比如为服务缺乏的地区提供搭载高通骁龙计算平台的笔记本电脑，帮助贫困地区缩小数字鸿沟。

史蒂夫·莫伦科夫表示，5G使我们能够畅想更多可能性，创造更多新服务、新体验和新行业，可以实现大规模应用，释放数字革命的全部潜能。当中美两国企业携手在中国乃至全球推动创新，未来将变得无限可期。中美两国围绕数字变革开启合作将有令人振奋的前景。

宋志平指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尤其是智能化转型方面，进展迅速。不仅高端制造业在转型，同时江中制药、云南白药等传统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应用也快速普及。“数字战斗力”已经成为企业的关键竞争力。

宋志平对智能化的大规模应用提出三点看法。第一点，智能化不光是减少人力投入，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我们作业的精准度，提高了质量，降低了成本。第二点，智能化的大规模应用解决了人工成本这个棘手的问题，避免了像日本等国家因为人工成本带来的产业转移和制造业空心化，能够巩固住我们国家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基础；第三点，资本市场对于数字产业的支持至关重要，下一步资本市场要加大力度，支持我们国家的数字化改造和数字化创新。

桑杰·梅赫罗特拉表示，数字变革正在驱动着数字经济的变革，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比如说远程教育、远程快递等技术的进步。数字技术能够使我们携手应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比如疫情和气候变化。数字技术正在挑战传统的市场架构，如何储存、搜集和处理数据值得思考，需要进一步创新数字存储技术，例如加强云技术和云端储存等方面的创新和发展，建立更多的数字中心和数据中心，并进一步地认识到数据、数字的价值。

他指出，未来一年，75%以上的企业都可能更多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企业的数字转型够进一步提高制造业效率，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创新对于驱动数字转型至关重要。中国大力培育营商环境，促进了创新以及跨国企业的合作，并且在存储、半导体和汽车等方面成效颇丰。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和合作的前提，能够减少风险、提供稳定性，是公司有信心长期进行投资的前提。此外，也必须投资于人力资源和人才，这是成功的保障。智能化可以让生活更加美好，期待有更多跨界的合作和创新来解决全球共同的挑战。

陈煜波认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跟硅谷、跟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没有达到“四化”同步，在没有走完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就迎来了信息化，所以中国发展数字经济需要解决前面“三化”没有解决的痛点。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前瞻性地采用了超前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消费互联网的发展将中国的人口红利转为市场红利。现在数字化进程总体从消费端或者需求端向供给端渗透，下一步非常重要的就是发展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基建，这些超前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发挥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优势，构建我们产业链、价值链、供给侧的数据红利。但当前中国数字人才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95%都在研发和运营，数字战略管理、制造业数字化、数字营销这一类的人才非常缺乏。

陈煜波指出，下一阶段中国乃至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有一些共性。下一阶段，一是要加强数字资源的整合、开放、流动和监管，要推进数据要素的市场改革，这是数字经济的基础。二是是既懂行业，又具有数字化素养的数字人才应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三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只是拉开了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的序幕，下一阶段数字技术会推动很多新的基础科学和产业的变革，因此，全球尤其是中国要加强数字技术与生物、材料、能源等技术的交叉融合，加强颠覆性数字技能的培养。

数字货币的前景

以“数字货币的前景”为主题的讨论由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财经评论员姚振山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贝宝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丹尼尔·舒尔曼，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宏观研究公司主席、首席执行官鲁里埃尔·鲁比尼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金融学与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

丹尼尔·舒尔曼认为，数字货币的发展为我们创建更安全、更便捷、更经济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创造了机遇，并最终有助于改善全球民众、家庭和企业的财务健康。全球疫情危机导致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养成新的习惯，他们正在放弃现金，而企业也在作出回应。数字化已在全球加速发展，不可逆转。货币的数字化通过赋能人们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和受益于安全有效的货币流动来创造共享的机遇。创造价值和产生影响的最大机会来自合作伙伴关系，以客户为中心的合作伙伴关系新模式可以进一步改善支付体验，并将全球经济进一步推向数字时代。随着金融基础设施的现代化，需要持续与所服务的客户以及整个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建立并保持信任。

穆长春表示，数字人民币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并向公众兑换，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纸钞硬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支持可控匿名。其中，“可控匿名”作为数字人民币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方面体现了其M0的定位，保障公众合理的匿名交易和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防控和打击洗钱、恐怖融资、逃税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金融安全的客观需要。

可控匿名的第一层含义，是匿名，就是要满足合理的匿名支付和隐私保护的需求。目前的支付工具，无论是银行卡还是微信、支付宝，都是与银行账户体系绑定的，银行开户是实名制，无法满足匿名诉求。数字人民币与银行账户松耦合，可以在技术上实现小额匿名。推送子钱包设计，也能够保护个人隐私。数字人民币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在现行支付工具中是等级最高的。可控匿名的第二层含义，是可控，我们在保护合理的匿名需求同时，也要保持对犯罪行为的打击能力。两边都不能太偏，偏向哪一边，都会有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说，央行数字货币实现风险可控基础上的匿名是国际共识，为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各国中央银行、国际组织在探索央行数字货币的匿名特性时均将防范风险作为重要前提，对于无法满足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及反逃税等要求的设计将被一票否决。

鲁里埃尔·鲁比尼指出，现在中国、瑞典、欧元区都在进行数字货币的转型，这是一个国际潮流，甚至美国的美联储现在也在思考是不是要效仿像中国央行的一些做法，因为现在美国其实在这方面有一些落后了。

他表示，央行数字货币的创新之处并不是建立像支付宝、微信等可以进行数字交易的系统，而是原则上每一个家庭、企业、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银行可以使用数字形式的储备和央行以及其他的银行进行交易。因此可能就不用银行储蓄和支付宝等交易形式，可以直接使用数字货币的形式进行交易，所以它就可以成为所有体系的一个储备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将会颠覆目前的基于货币储蓄的银行体系。从效果上来讲，新的央行数字货币的体系将会主导现在的整个银行货币储备体系，取代以前的传统形式。不管借贷、抵押，不管它是长期的、短期的，它都可以被数字货币所取代，都可以通过数字货币来实现。它可以助力长期借贷，促进金融稳定。

迈伦·斯科尔斯认为，中国正在迅速行动，认可加密货币，进而认可区块链来进入交易序列。虽然目前有超过60个国家正在试验国家数字货币，但是中国的数字货币电子支付计划是最先进的央行数字货币计划。

他表示，人民币数字货币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促进跨境结算的效率，人民币将更容易成为储备货币，使跨境支付更快、更有成本效益，并成为中国商品和服务以及未来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结算货币，这可能会成为SWIFT的竞争者，而SWIFT能够使美国不使用银行结算交易就能够监控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由于可以通过数字交易获得有关经济活动的信息，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得到加强，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流动资金可以更有针对性和及时性，央行可以直接向目标用户汇款，设置使用限制、设置消费时限，并监控系统中所有的资金流向，贪污和滥用几乎不可能。同时，数字货币将降低用户成本，并带来许多新的服务。

黄益平认为，人民币数字化不等于人民币国际化，尽管数字货币可以放在账户里带到国外，但如果国外没有普遍接受的话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所以人民币数字化并不等于是人民币国际化，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人民币数字化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当中也许是有帮助的。比如我们过去一直在推动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人民币的结算，在这样一些场景假如我们能用数字人民币，可能会提高效率，接受起来相对来说就会更加容易。但我们现在距离那种情景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距离。即便从数字人民币的角度来说，现在主要还是在小的零售支付领域，而人民币跨境的贸易和投资的结算更重要的是在一些批发的领域。

他指出，数字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可能已经开始出现，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发展将来有可能改变我们的国际货币体系。现在是以美元为主，将来如果有一个更方便、更安全、更好的货币，用于我们跨境的贸易和投资支付，会不会对美元造成新的压力？但我们能否参与到竞争中还有很多的门槛要跨过，有很多工作要做。

下一个颠覆性创新？

以“下一个颠覆性创新”为主题的讨论由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Musk）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

埃隆·马斯克认为，颠覆性创新将会表现为人工智能、数字医药、自动驾驶等技术领域的进步。未来的世界中生命将可以走出地球去探索其他星球来确保人类意识的传递和延续。他指出，为实现未来世界的愿景，应当调整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模式，将以往教授重复单向讲授的模式变为线上讲授与线下讨论相结合，这将提升老师和学生的教学体验，而特斯拉未来也希望推动教育领域尤其是机器人编程方面的教学进步，弥补人才缺口。另外，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未来应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他认为，中美两国应建立互信，在至关重要的领域之外增添灵活性。作为商业企业，特斯拉非常重视保护隐私和保密，希望未来大家能相互信赖。

薛其坤认为，太阳能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循环将是可能的、终极的颠覆性技术。在地球现有能源寥寥无几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急需新的能源来保持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和高科技，因此基于太阳能的光电效用和太阳能的高效利用将作为重要的颠覆性技术为人类提供用之不竭的太阳能能源，推动实现可持续循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大道至简，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初心，从最基本的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出发，利用宇宙中最简单的氢元素发展最清洁、最有效的、最长久的太阳能光电制氢技术。希望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联合起来，通过30-50年甚至100年的科技创新完成这一使命，保障地球美好的发展。这一颠覆性技术也将有助于中美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他也认同应对高等教育方式进行变革，将知识、产业、经济发展以及人类福祉结合起来。要教育学生深刻理解自然社会及其基本规律，并将学到的知识用于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实现。企业创办大学或许是未来趋势之一。当然，在发展颠覆性技术的同时也应为技术划定红线以维护人类社会健康发展。

他指出，中美关系当前处于较低点，两国间的科研和高校合作受到影响，但由于政治原因不进行科技合作是短视的。各国应该加强合作，运用科学技术认识、改造世界，从而增进人类福祉。尽管中美的制度和管理方式有所不同，但应求同存异，保持科学、技术和产业合作以及学生间的交流，实现两国利益最大化。

平台经济：促进共享发展

以“平台经济：促进共享发展”为主题的讨论由三联书店、三联生活周刊副总编辑何奎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携程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洁，经合组织发展中心主任、秘书长发展事务特别顾问佩兹尼，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授刘学以及贝壳找房首席执行官彭永东。

迈克尔·斯宾塞教授提到，数字技术以及平台技术作为有效的手段与工具，可以帮助实现经济包容式增长。虚拟的平台提供了传播信息、技术，以及促进交易产生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的这种平台的经济及技术比其他地方都要领先，而且充满了创新，并且构建了一个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优秀的平台经济生态环境。其产生的影响很广，包括对产品的使用等。在三线、四线的城市，因为网络平台经济的发展，给更多的人带来了机会。同时，数字平台的引领作用也加速了发展，并提供了弹性空间应对远程医疗、教育等问题。未来，我们需要关注数字技术的安全问题，小心使用和界定数据，避免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孙洁女士提到，“十四五”规划中着重强调了加快数字经济的发展，建设数字化中国。为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携程也调整了自己的政策，深耕内容、产品和供应链。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帮许多省市的乡县复苏旅游业，并通过质量的提升，打造高质量便捷的互联网平台系统，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愉悦体验。

佩兹尼先生认为，当前平台经济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数字鸿沟。相比中美两国的领先优势而言，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发展速度缓慢，疫情更是加剧了由于发展速度差异带来的不平等。因此，平台经济的领先国家有义务缩小由于数字基础设施造成的鸿沟，并允许其他领域的新资源加入平台发展，同时国际社会可以通过援助的方式，促进欠发达地区国家的发展战略跟全球发展的战略和目标更好的契合。未来世界各国需要不断实现现代化，同时慎重地对待自动化的问题，并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产品和技术。此外，世界各国还需要一个基于国际系统的互动和合作，通过平台的协作来应对全球性的挑战。

刘学先生认为，平台公司拥有非常强烈的排除竞争、追求垄断地位，进而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作为平台市场的管理者，平台公司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制定平台市场的游戏规则并保证这些规则能够得以实施。此外，平台还具有非常显著的先动者优势及非常强烈的网络效应，率先突破临界规模的平台非常容易达到垄断地位，甚至赢者通吃。因此，在平台发展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价值的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平台也需要监管，包括保护竞争和保护平台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彭永东先生提出，对于许多行业而言，供给与需求导致服务者之间的冲突比较大。这种零和博弈造成行业的供给侧之间冲突严重。因此对于企业、组织和行业来说，将零和博弈能力变成一个长期的博弈，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可以包括：第一，推出服务者信用评价机制，改善消费者体验，提高行业效率。第二，关注服务供给。通过服务供给带来迭代和升级。第三，使用新技术，利用空间数字化提升消费者决策的效率。

赋能未来教育

以“赋能未来教育”为主题的讨论由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原校长刘遵义，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全球董事会总裁托尔斯滕·舍弗·古贝尔，好未来教育集团执行总裁万怡挺，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魏坤琳，智联招聘首席执行官郭盛，VIPKID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米雯娟。

刘遵义表示，高速互联网的发展就使得远程的教育成为现实，而人工智能技术将会彻底地改变未来的教育。AI、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使伦理教育、社会责任教育更加重要。记忆本身已经不再是学习过程当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分析能力、大局观、伦理感、社会责任感正变得更为重要。在线的课程可以通过小班研讨或基于研究的课程来进行补充，这些课程可以是更加个性化的、更加有针对性的。但体育课程和户外活动的前景可能还有待开发。

他指出，互联网教育可以成为教育资源的均衡器，给大家带来公平的机遇，让没有资源或者弱势的群体也能通过互联网获得优势的教育资源。政府也应当像邮政服务一样给各地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让所有的孩子获得免费的iPad来下载课程和软件。他还指出，教育的目标应转变为最大程度地实现孩子的潜能。开放的、在线的课程可以减少基于性别和种族的明显或者不明显的歧视。同时，知识更新迭代速度加快，每个人都应当追求终身学习，政府也应当采取相应措施鼓励终身学习，不断提升个体就业能力。

尔斯滕·舍弗·古贝尔指出，新冠疫情同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教育危机，但危机同样带来的机会。

第一、我们需要未来教育，为未来就业做好准备。数字技术的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作和所需的技能，政府、行业和学术界之间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以弥合人才供应和市场需求之间的鸿沟，并且合格的劳动力可以提高生产力和创新能力、刺激经济增长。

第二、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成败取决于未来教育。新的数字教学工具具有极大的潜力可以提高教育质量，但是经合组织最近的一篇论文显示目前全球教育支出中只有3%用于技术，必须提高技术投入的占比。

第三、教育的未来决定我们是否可以避免气候变化问题。接受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采用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方法，让青少年和儿童学习知识，并且塑造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可以为我们指明道路。万怡挺分享了一线教育科技企业的观察。在新冠疫情爆发时期，全球范围内都进行着一场在线教育的被迫实验，而疫情缓和后，在线的学习人数仍然维持在高水平，相比疫情前大幅度增加。

他指出，在线教育已成为趋势，但核心仍然是教学和教研，教育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他认为，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线下集中式教育会长期存在。面对面的交流更有温度，它同时注重于“教和育”中“育”的方面。在教育的环节中，一些更适合线上，一些更适合线下，它们可以进行无缝式的衔接。同时，技术可以为教育极大赋能，实现以学生为中心。

魏坤琳指出，由于大学教育的特殊性，线上教育并没有取代线下的大学教育。人和人面对面的交流是价值非凡的，而且传输的信息更快、更有效率、更全。语言讲的内容可能只占到所有信息的一半左右，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技术达到把信息传输率提高到让在线教育和面对面交流同一水平的可能性并不大。

他指出，面对面教学中教师能够对课堂状态有更好的掌握，从而运用各种互动手段提升课堂效率。许多理工科大学的教学过程中不仅需要教师向学生的输出，也需要学生的输出。在语言教学，如英语教学中，面对面式的交流、交互效率是最高的，即使是设计非常好的英语动画也难以达到这一水平。

他进一步指出，根据一些社会实验的数据，由于个人教育观念不同，仅仅采用线上教育，给孩子塞个小屏幕，很可能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如沉溺游戏、互联网。电子化与信息化有可能加大农村和城市间的鸿沟。他总结到，在扩大公平性的同时还要顾及正确的方法，有组织的教育是不可替代的。

郭盛从求职招聘的角度去看教育内容的改变。第一，今年98%的企业招聘提前，但求职者认为求职难度较去年提升。这首先是因为平均学历升高，出现了结构性不匹配；其次是因为细分职位的供需矛盾。第二，出现了学历贬值、技能增值的情况。如外卖小哥中有20%的人拥有本科以上的学历，且许多职位已经不对学历有非常强的要求，而对专门领域的技能有需求。有特殊技能的人在市场中有较强的地位，证书教育的需求大量提升，且增速快于对学历教育的需求。第三，职业教育出现专业化和在线化的特征。由于专业性的需求强而交互的需求弱，线上教育可能更适合职业教育而非基础教育。第四，职业教育、职业培训还存在一些问题，培训的结果不太理想，结课率低，价格高。

米雯娟指出，在全球疫情下，在线教育起到了连接中国和世界的作用，也帮助孩子们有了他们的第一节外教课，让他们有更多梦想。在线教育成为传统线下教育非常好的补充。线上教育突破物理空间的局限，让老师匹配到适合的学生。线上教育同样极大地降低了时间和交通的成本，减轻了家长的负担。线上教育开放性、普惠性和个性化的特点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成长。

新技术革命与城市化

以“新技术革命与城市化”为主题的讨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微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正部长级）王安顺，必和必拓集团首席执行官韩慕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邓郁松，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麦肯锡公司全球资深董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华强森和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

王安顺指出，城市化是全球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国际社会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发端于技术革命，自工业革命以来，历次技术革命都极大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资源要素更快地向城市集聚，使各国和全球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当前，以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催生了一系列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数据成为新的发展要素，对全球经济社会和城市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60%，正处在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新一轮技术革命对中国的城市化前景的影响。

韩慕睿认为，新一轮的城镇化会创造巨大且崭新的机遇。到205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预计达到80%。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新兴产业应运而生，对研发、设计和管理等方面的高技能专业人才的需求将会大幅攀升，就业岗位也会随之增加。

中国下一阶段的增长历程将伴随更低的环境足迹。绿色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新常态；电气化浪潮蓄势待发；能源结构也将从煤炭主导向低碳能源转型。然而，兴建城市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系统仍然需要资源产品。因此，既要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又要保护生态环境绝非易事。中国有能力二者兼得。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一路走来成绩斐然。中国的经验表明，深思熟虑、缜密严谨的规划设计、激励措施以及政策制定可以确保城镇化进程惠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群体都将从中受益。中国的城市化需要更为完善的支撑架构和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以便能够抵御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冲击。未来，中国必将迎来更多的机遇。

邓郁松认为，产业的兴衰带来了城市的兴衰演变。2010年前后以数字化为主导、智能化为指向、绿色化为引领、融合化为趋势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催生了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对各国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城市的空间形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大城市、核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影响力显著提升。利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成果，城市的治理能力也在不断地提升。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加速地向智能、包容、绿色转型。但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带来了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一些传统的行业受到技术革命较大的冲击。此外，数字鸿沟也是必须正视的挑战。

中国需要更好地利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成果，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化高质量的发展。目前国家已经制定了19+2城市群发展的格局，随着各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主体的城市空间格局将会日益优化，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将显著增强。未来30年，中国会出现更具影响力的全球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群。

在这一过程中，需注意四个战略重点。一是要通过产业升级周期带动形成新的城市发展周期，要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和产业支撑能力。二是要充分利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成果，完善城市的治理体系，从关注传统的“硬”基础设施转向强调教育和文化等“软”基础设施，为可持续的创新资源培育基础。三是要更加重视优化与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空间布局。四是要重视推进有利于技术革命推进和高质量城市化的体制机制改革。

徐林认为城市化会带来产业结构升级、社会治理和绿色低碳三大挑战。解决这些挑战的出路主要来自于技术创新。首先，技术创新催生出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支撑城市化不断发展。其次，以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推动了智慧城市的发展，使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更加高效、精准。最后，中国超过90%的碳排放都来自城市。未来解决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最根本的出路来自技术创新。

华强森认为，中国在城市技术发展方面有领先全球几千年的历史。在现代社会，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可以帮助城市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前几次产业革命的3-4倍，使生活质量改善10%-30%，使环境质量不断提升。此外，数字技术使得资产使用效率提升，推动城市基础设施从集中式供给向分散式供给转变。

潘教峰认为，创新是促进技术革命、产业变迁和城市化的力量。创新会对未来城市的特征、形态和方向带来深刻影响，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能源技术、制造技术、生物技术、环境技术深入融合，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深刻改变产业形态、生产方式，促进新工业革命。其次，新一代信息技术、新生物技术促进相互分离的人机物三元世界的交互、融合，推动形成人机物三元融合社会。第三，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价值创造方式，创新研发、设计、制造、管理模式，促进创新组织模式变革。只有洞察创新在推动城市化发展中的作用，才能看清新的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题地位”为主题的讨论由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科大讯飞总裁吴晓如，克诺尔集团首席执行官严睿思（Jan Mrosik），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军，瓦克化学总裁、首席执行官施拓知（Rudolf Staudigl），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党彦宝。

吴晓如表示，总体来讲，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约为10%，相比于西方的40%来讲较低。对于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的方式，他有三点建议：第一，企业创新积极性需要被大幅度提升，避免企业把大量的精力和资金花在营销渠道上。第二，整个科技成果转化要设置更好市场导向的课题，要将成果从企业通道转换成最后的生产力。第三，科技成果转化有困难，需要懂得市场也懂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接着，吴晓如谈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式。其中主要有3点要素：第一，充足的研发资金，企业需要有更大意愿将资金投入到研发，而不是投入到市场竞争。国家的研发投入很重要，可以鼓励企业参与，让企业独立或和科研院所共同承担一些课题，从而确定成果市场导向的原则。第二，人才层面，建立双向人才流动机制，增加既懂市场又懂技术的人；引导更多对成果转化有促进作用的人才进入到企业里面去。第三，成果转换建立“你情我愿”的机制，大学愿意把成果交给企业去转化，企业有收益时进一步支持大学的科研活动。

吴晓如还强调，国家引导上述三点要素向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主体集聚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首先，要更好的为整个科研成果保驾护航，进一步提升侵害知识产权的成本，降低维权成本。其次，帮助企业参与到国家的创新规划中，创新规划中既有学术技术导向的成分，也有市场导向的成分。把企业未来的发展和国家大的创新体系的发展更好的融合起来，使企业可以更好的承接未来科技成果转化的结果，创新便成了很好的闭环。企业在国家层面参加规划，使得科研转化的成功率更高。再次，财税与法律的支持很重要，可以提升企业的意愿，提升科研创新的动力。最后他提到了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包括政策因素不明朗、教授们不清楚与企业合作进行成果转化的利益与政策风险等。

严睿思表示技术创新是公司取得成功和未来发展的关键，其创新关注于安全性、节能。其企业在中国本地成功地进行创新活动有三点重要的因素：第一是持续保持生产和技术的高度本地化，中国会紧紧抓住全球化的趋势和机会，例如高铁的发展便是一项卓越且快速增长的历程。第二个因素是要让在中国的业务拥有全球创新战略。利用在全球各地建立的研发中心，相互连通，顺应全球大趋势，共同合作，提供解决方案。同时，创新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政策的支持、法规的支持，包括监管法规、人才基础、产业链、价值链来满足市场的需求。第三个因素是与国企的长期合作，与国有企业合资的企业在近几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希望不光是在中国投资，在技术和创新方面都可以与中方进行合作。希望可以为中国生产，为中国研发，被视为真正的当地化的合作伙伴，为中国的经济和行业的发展提供助益。

王军表示，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离不开四个主要的关键因素。一是坚持服务国家战略，通过有效规模和开放合作，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现装备现代化。二是构建开放协同一体化的创新体系，坚持市场化，联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用户，形成中国轨道优势产业链。三是布局全球创新资源，加强与创新资源优势地区的合作，建立起全球性的创新生态。四是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基于产业发展和研发需求，同步部署技术链、供应链和产业链，保证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

王军强调，企业在创新主体的地位与四个要点有密切联系。首先，强化市场与创新的协同互动，创新要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市场反哺企业创新。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成果转化的创新体制机制，明确企业高校和研发机构的分工与合作，发挥不同创新主体的比较优势，快速提升科技创新的效率和质量。第三，建立新型研发机构，探索新型的创新模式，盘活创新资源，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第四，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在加大企业引进领军人才的同时，注重培养跨领域人才，让人才引得来，用得好，留得住。

施拓知分享了企业在中国和全球的服务经验，介绍了如何在实现成功运营的同时，用创新产品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他强调，长时间持续创新、从市场当中获取信息，都是创新的重要因素。通过成立自己的研究机构，与大学密切并长时间合作，并在中国发展的经验中转变自己的创新模式，对新型产品、服务保持开放态度，保证有足够的激励机制支持科研人员创新产品。与此同时，施拓知指出现阶段需要用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去逐步替代以前使用资源过度浪费的方式。因此，大量的研发、创新上的努力和全球各国的有效合作将会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减少对资源的浪费。

党彦宝表示，在西部地区，科技的创新引领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公司的面对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时，加快推进科技的创新、技术的升级、产业的转型绿色发展，同时也可以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具体来讲，第一，企业可以用科技的创新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提升新材料产业的发展，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第二，用科技创新加速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进程，力争率先实现企业的碳中和，同时得以对西部干旱带荒漠化的土地进行大规模的生态治理。第三，企业可以用科技实现智慧工厂，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工业的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促进乡村经济转型升级，带动当地的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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