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定律下半导体产业的技术陷入停滞状态

过去十五年，全球技术进步最主要的引擎在硬件方面是网络通信领域，也就是从3G时代演进到5G时代；建立在网络通信领域之上的，是在美国和中国出现的全球化互联网平台；连接这二者的，是Steve Jobs通过iPhone引领，其后在全球实现的iOS/Android智能终端普及。实现上述三方面的技术前提，是摩尔定律下半导体产业的技术演进。

我们需要理解，只有当技术发展目标与社会需求相契合的时候，市场的作用才会发挥到极致，但技术发展目标的确存在与社会需求相悖离的可能。

庞大的市场会为技术演进指明方向、提供资金、推动爆发。但如果技术发展目标与社会需求相悖离，那市场就再难提供支持。

技术发展是否契合社会需求，这正是企业家和投资者要判断的问题，对采取产业政策的国家，也是产业政策制订者需要判断的问题。

技术发展与社会需求的悖离，不一定会及时的体现出来，因为技术发展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往往也需要时间。

因此，如果技术发展与社会需求出现悖离，只能在一段时间后，才会得到验证。这种验证往往先发生在市场领域，产业政策制订者的反应要更晚、更慢。

美国和日本在2010年12月开始4G商用，2011年韩国开始4G商用，中国的4G商用是在2014年。4G时代最大的变革，是网络视频的兴起。

早在韩国4G商用之初，韩国的LG U+就做出最清晰的前景预测，认为4G时代就是网络视频时代。后续的发展印证了LG U+判断的准确性。

无论是Netflix，还是爱优腾，都通过长视频的方式彻底改变了影视产业。中国在短视频领域的创新超过了美国，这也导致目前Tiktok在美国面临危机的主要原因。

视频直播改变了传统的平台销售模式，流量红利从平台转移到直播达人那里，这一切又推动了生产与销售的转型。但要理解，上述长短视频的变革，仍然只是4G时代的产物。

中国在5G商用方面推进最早，2019年即开始商用。全球5G商用前，行业各方也对5G时代进行了预测，当时判断，从规模化消费角度而言，5G时代将是VR/AR时代。

然而与4G商用后迅即进入网络视频时代不同，VR/AR的推进十分缓慢。这个投资概念逐渐被市场所抛弃。但技术发展必须要有方向，否则所有投资都将失去目标，从基础网络角度而言，5G比4G有显著的进步，但5G时代的“杀手级应用”始终没有出现。于是，元宇宙的概念诞生了。

就像投资界的一个老笑话，一家需要描述越多的公司，越没有投资价值，一家不需要描述就受人追捧的公司，往往才是最好的投资标的。

元宇宙的描述从最初宣传开始就极其复杂、晦涩，说到底，它就是希望实现人类生活的尽可能的线上化，并且这种线上化是以虚拟可视的方式实现。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其实已经尽可能的线上化了，为什么非要以虚拟可视的方式进行呢？

斯皮尔伯格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只能把《头号玩家》的真实世界设定为接近废墟，人类只能从虚拟可视的网络中获得些许满足。然而真实世界已经成为废墟了吗？为什么一定会成为废墟呢？

元宇宙过度强调虚拟可视，其实只是因为这个概念是VR/AR的进一步包装，虚拟可视的背后是产业链需求的体现。

手机、Pad类终端对网速和芯片功能的需求其实已达极限，换言之，智能手机时代其实已近极限。

但从半导体（无论是终端设备和网络设备）演进而言，极限尚未达致。也就是说，在5G时代、后智能手机时代，出现了“技术冗余”。

半导体产业、网络设备产业，希望出现一个新的硬件替代潮，这个替代潮最好能够像iOS/Android手机替代功能手机那样，掀起新的产业起点。

产业链将这个美好的目标设定为VR/AR，甚至不惜幻想所有人类进一步线上化、虚拟可视化，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幻想也未能实现。

原因大概有二：一是现有VR/AR技术仍然远远落后于科幻给人们描绘的美好未来，也就是一个轻便的日常眼镜就能实现《头号玩家》的效果，或者，能在家中体验《三体》；二是人类并未生活在废墟世界中，新冠疫情使人们认识到自由行走而非使自己虚拟可视的线上化才更为可贵。

所以，半导体领域的技术冗余如今无法满足真实的社会需求，扭曲的技术发展目标与人们真实的内心需求相悖离。

人们提不起换手机的兴趣（因为功能已达极限），更没有虚拟可视线上化的兴趣（因为没有能够提起兴趣的设备，也因为人们并不生活在废墟之上）。

这就意味着，自半导体技术民用化以来，人类世界首次同时面临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技术过剩。这种技术过剩并非真正的过剩，而是技术发展目标悖离人类社会需求所致。

技术演进是可以脱离市场而存在的，但只要在以市场为基础的技术，必然要受市场需求的约束。

因此，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半导体领域，还是在互联网领域，同时出现了全球大规模裁员的情况。这是半导体技术民用化以来的首次。

雪上加霜的是，在市场之外，同时出现了更多的非市场因素。我们在《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中详述了硅谷在日美半导体贸易战时的自保策略，也就是催动美国国防部，将技术和贸易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进而以最高优先级动用政策手段。

当前，美国再次将这种策略应用于中国。供应链的重构进一步大幅提升了半导体产业的成本。

除此之外，美国互联网平台带来的反垄断问题并未终止，对Google广告问题的审查仍在进行。

上述种种，对应的是一个催动了全球过往二十年的重要产业，势必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长期定位为“追赶型”的后发国家，如今不但要实现“追赶”本身，更需要看透“领先”的本质和问题。这不但对国家层面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对企业和投资者而言，可能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如何使技术发展目标与社会需求长期相符，进而使市场能够为技术演进提供巨量资金和动能，关系到科技类产业是否能够真正建立起符合市场需求的长期发展模式。

1980年代，当Bob Noyce和Charlie Sporck去催动美国国防部实现对日本半导体政策的大变革时，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美国的国防建立在先进半导体基础之上，而先进半导体是以巨量的市场资金而非财政投入能够驱动的，如果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在市场上被日本取代，那美国的军事实力将一落千丈。

补贴机制下的产业走不长远，更难获得真正的安全；财政投入不足以为技术发展提供长期支持；错判的市场方向将会使市场投资失败。

理解上述三点，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却很难。因为补贴的收入是利益，短期的投资也是利益，只要有利益，各种动作都会变形。这其实就是，对各方判断力和定力的巨大考验。

回到文题，技术停滞是否已经发生？如果从技术发展目标与社会需求的悖离来看，确实如此。

所以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恐怕是，静下心来，认真的找到真实的社会需求。这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美国面临的问题。这不只是“科技向善”的问题，更是某些产业为什么还要被如此投入的问题。

编辑：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