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遍寻中国企业,除了那些大型或特大型、以各式垄断而“名”的国有企业外,我们很难找到一家企业家精神为统领,依靠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真正做大、作强的中国企业。因为自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虽然有了为数不少带“国”字头的世界500强,但还没有一家国际上公认的世界级企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为按照欧美、日本人的经验,打造一个世界级企业,三十年足够了;而打造一个世界级“企业群体”,六十年亦足矣。
中国未来三十年,能否出现更多的华为,这将是中国面临的考验。
遗憾的是,近些年来,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自主知识产权等理念,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共识,但并没有成为被中国企业所验证的伟大实践,除了遍地开花、名目繁多的科技园、创新园之外,中国企业的创新成果乏善可陈——90%以上企业的甚至没有自主的专利。套用一位伟人的话:一个幽灵,创新的幽灵,在中国企业游荡。
在中国,为什么创新的理念不能牵引出更多创新的实践?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企业的创新土壤。中国企业高速增长的三十年,为企业提供了诸多的发展机会,在这些机会面前,很少有公司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当机会主义式的“拐大弯”、“弯道超越”、“贸工技”“以市场换技术”等理念横行时,有多少企业能像华为那样,真正能把创新作为一种信仰,作为一种承诺,作为持之以恒的战略来实施?当一个企业没有建立与世界接轨的管理平台和创新平台,没有建立有活力的创新管理体制,其管理体系支离破碎,捉襟见肘时,如何能对创新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对知识员工的创新活动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华为每年坚持把10%的销售收入用于研究开发,但同时华为又实事求是地公开承认:“自创业以来,18年尚无一项原创产品发明”。2007年1月任正非在内部讲话中指出:“我们也不全靠自主开发,因为等自主开发出来了,市场机会早没有了,或对手已在市场上构筑了优势,我们却没法在竞争的市场上获利,所以,我们经常采用直接购买技术的方式来缩短差距并构筑领先”。他提出了华为研发过程中自主创新与继承的关系——“在我们未进入的一个全新领域进行产品开发,对公司已拥有的成熟技术以及可以向社会采购的技术利用率低于 70%,新开发量高于30%,不仅不叫创新,反而是浪费,它只会提高开发成本,增加产品的不稳定性。凡是说:我的项目全部都是我做,未利用别人的成就,这种人一定不能加薪。”
在最近任正非总裁转发给笔者的短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说,企业永续发展的秘诀就在于创新和变化。然而,创新则意味着破坏,变革亦伴随着动荡。所以,如何把控制创新与秩序的均衡,如何拿捏变革的节奏与分寸,恰恰是企业管理的真正难点。许多情形下,萧规曹随表现了企业核子基因的传承,而创新更多的是修补。变则通,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可能是,变则溃,则死。在创新成为时髦的当今,我们还是要多一些对过度创新的警惕。”可以看出,即使像华为这样的创新性公司,也对创新保持着一种敬畏,保持着理性的思考,并坚持对公司的创新进行着有效的管理。
在中国,华为目前还只能是个案,是一种现象。不可否认,在中国还有很多企业依据自身的特点,经过企业家的智慧思考,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成功的成长道路,我将其称之为“模仿性创新”之路。目前,这条道路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所认同,现在走在这条路的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也诞生了很多“隐形冠军”企业,提出了“学习华为”。
但是,先置华为是否可以复制问题不谈,在长期处于浮躁和盛行机会主义的中国企业界,在社会舆论长期妖魔化华为的背景下,虽然中国企业有“学好”的愿望与动机,但我们所担心的是,这只是一次机会主义的、选择性的和赶时髦的群体无意识式的关注。中国企业善于学习,也善于忘记。在学习过程中,多数企业不论是“体”,还是“用”,以短视的目光,以短期功利的目的,把学习他人作为一种运动,投机地选择学什么和不学什么,而不能像华为那样坚守“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的原则,坚持不懈地老老实实学一家。中国企业学得很累,但效果甚微。从学大庆、学鞍钢,到学联想、学海尔,再到学GE、学丰田,一路学下来,最后在学习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而不能像华为那样,通过学习世界级企业,走出了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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