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复制中国模式？没那么容易

事实上，中国VC及互联网领域过去15年，发展迅速且势不可挡。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吗？还是说这一模式可以被复制到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

2018年初，我受邀做客“GGV996”播客节目，与GGV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童士豪和投资分析师张睿进行了一场开放式对话，讨论了有关职业选择、创业、OMO、人工智能等方面的问题，比如中国当下的创业模式能否成功复制到其他国家？外企如何高效入华？

近年来，李开复多以“创业导师”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2009年，他从谷歌离职创业，创办了一个集天使投资、创新产品和团队的平台——创新工场。

此前，在担任谷歌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期间，李开复将谷歌中国的在华市场份额从16.1%提高到了31.0%。而在成为谷歌、微软等科技公司的高管前，他投身学术界，在卡耐基梅隆大学担任副教授。

职业发展：从学术界到科技行业

谈及自己当初从学术界进入科技行业，李开复称乔布斯的那句“你想卖一辈子糖水，还是跟着我们去改变世界”激发了他，做学术、写论文是他当时的那杯“糖水”，但已经无法满足他想要改变世界的想法了。

1990年-1996年，李开复在苹果公司历任语音组经理、多媒体实验室主任、互动多媒体部全球副总裁等职位。

当问及他在此期间取得的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时，李开复表示是1993年自己团队开发的语音识别技术。当时的《华尔街日报》和《早安美国》等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苹果公司的股票还因此上升了好几个点。但他也表示，这项技术在当时并不成熟。

1996年，李开复收到来自SGI公司的职位邀请。他曾在自传书《世界因你不同》中描述，自己对于SGI为自己量身打造的职位很感兴趣。随后他加入SGI 担任互联网部门副总裁兼总经理，同时兼任Cosmo软件公司总裁。

仅仅两年，李开复团队开发的互联网服务器创造了一年营业额达2亿美元的业绩。此外，该团队还研发出 VRML 虚拟现实技术（网络3D技术 ），“现在看来，这项技术在当时有点超前了。”李开复说。

在SGI的两年里，他发现Wintel（微软和英特尔）站在IT产业链的顶端，“蚕食”着越来越多科技公司，令它们立足艰难。“英特尔的产品和SGI质量相似但更便宜，到后来SGI的优势仅剩下电影动画技术，但不久英特尔也‘占领’了该领域，”李开复说。这让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去微软或英特尔工作。

1998年，微软和英特尔同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都邀请他组建公司在中国的研究实验室，他最终选择入职微软公司。

这是一个改变职业生涯的决定，过去他一直就任于以硬件为专长的科技公司，如苹果、SGI，而微软则是一家软件公司。“如果我想转型到软件领域，那么微软会是我的第一个机会。”

当年，李开复创办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后改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带领研究团队主要做新一代多媒体、新一代用户界面和新一代信息处理技术等方面研究。

2005年，李开复离开微软加盟谷歌，负责谷歌中国研究院的事务。四年后，他从谷歌辞职开始创业，创新工场正是那时成立的。

谈及这次职业转型的原因，李开复表示，“中国移动手机端发展迅速、创业者们充满活力，但当时天使投资还处于种子期，和美国相比差距很大。”他认为自身的技术背景能胜任这方面工作，即帮助年轻人创业。

不论是担任IT公司高管还是现在作为“创新工场”的CEO，李开复都拥有多年的团队带领经验。针对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难题，他为企业的招聘者们出了点招。

首先，要招募与企业文化契合度高的人才，设置一个比较高的招聘标准，并清晰地说明员工个人的职业发展路径。“人们更愿意和同样聪明、文化背景相似的人做同事，这样彼此就可以相互学习。”李开复说。

其次，他提出，要先找到团队中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之后方便吸引更多相似的人加入。

创业迭代

创立之初，“创新工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孵化器模型，经过8年的迭代，如今其VC的属性越来越强。那么现在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又得到了哪些教训和启发？

针对第一个问题，李开复表示，目前“创新工场”基本是VC模式，和投资机构 Greylock 类似，又因团队中有工程师，所以又有点像投资机构 Google Ventures 。

目前，“创新工场”一般在企业A轮和B轮融资时进入，但它“还保留着自己的早期精神”，仍然会做些早期阶段的投资交易。“我们有技术可以选中正确的未来趋势，背后也有强大的服务团队，在营销公关和财务法律等方面帮助创业者们。”

另外，李开复还表示最近成立的AI研究所，今后可以提供VC交易咨询和判断服务。2月8日，他刚担任北京前沿国际AI研究院的首任院长。

在摸索创新工场成长的过程中，李开复习得过一些经验、教训，也做出过一些调整。

他坦承，现在的“创新工场”并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最初预想。那时他认为一个孕育孵化器的环境，可以帮助企业家在不擅长的领域创业。而如今他发觉，成功的企业家既实力强劲，又信心十足，他们更像是实体“孵化器”。对创业者来说，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有导师及时的指引。因此，创业指导者成为了“创新工场”转变后的角色定位。

另外，因为中美两国在创业竞争等方面的演化不同，相应投资和选人上会有出入。

李开复表示，美国的创业模式更倾向于轻型、小规模，投资者们都在寻找下一个扎克伯格；而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创业需要建立很深的“护城河”、支出巨额的资本。因此即便“创新工场”只参与A轮B轮融资，但投资数额也很庞大。在选人方面，则更青睐在经营大公司方面更为成熟有经验的创业者。

事实上，中国VC及互联网领域过去15年，发展迅速且势不可挡。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吗？还是说这一模式可以被复制到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

李开复的回复很肯定，“我认为中国的模式很难复制。”这一模式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中国拥有数量众多且勤劳的劳动人口、大量涌入的资本、活跃的冒险精神。

其次，中国很愿意向美国学习，再加上互联网移动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领域的蓬勃发展，这些条件的共同作用将创造一场完美的“科技风暴”，让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型为不被轻易取代的科技强国。

李开复认为，这些要素同时出现在其他国家的可能性很小。另外，发展中国家市场多以廉价劳动力为主，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以前的人口优势反而会变成劣势。

在李看来，这场“科技风暴”最可能发生在中美两国。Facebook不断扩大其在中国子公司的业务，BAT在积极投资，很多公司在中国启动创业项目。由此可见，中国的企业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不过，他还说，那些市场较大且基础设施较先进的国家仍能实现较好增长，只是想复制中国模式很难。

外企入华的“正确姿势”

近来，很多传统大公司的在华业务和从前比更加艰难，比如星巴克、苹果。曾担任谷歌中国区总裁的李开复，为想要开辟中国市场的外企提了几个建议。

在他看来，当初宝洁公司独揽中国市场的境况一去不返，如今几乎所有的外企都在争夺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随着中国本土公司的品牌建设日臻完善，今后外企在中国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因此，他建议外企寻求中国当地的合作伙伴——大公司或者企业家，他们能帮助外企评估在本地开展业务的可行性。如果领域特殊，则需要和国有企业或银行合作。

第二个建议是，如果研发的技术具有独创性，可以申请知识产权，之后以知识授权的方式售卖技术。如今在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这样一来，企业就省去了处理技术授权纠纷的麻烦。

在被问及最成功的在华美国公司时，李开复回答说是苹果。他表示，传统的科技公司根基牢固，市场表现仍旧良好。比如 IBM 依靠着强大的品牌和本地合作伙伴生态系统，依然“屹立不倒”；另外硬件公司英特尔的市场表现也不错。当然这些公司都属于基础设施级别，技术授权相对比较容易。

OMO和人工智能

最近，李开复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OMO商业模式( Online Merged with Offline 线上线下融合的行业平台型商业模式）现象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线上和线下的界限正在模糊，中国目前在OMO领域领先于美国。

李开复很看好OMO的未来发展，尤其是中国的OMO发展潜力无限。他表示，OMO模式可以让用户捕捉住物理世界的一切，将其数字化并上传，之后与在线相结合。

他以购物行为举例，OMO模式支持顾客线下看中了某种产品，然后在网上支付，这种模式主要依靠摄像机或其他传感器完成。

目前中国有超过6亿人可以进行点对点小额支付，在线支付已经渗透到零售、公共交通等许多领域。李开复认为当下人工智能是最大的赋能者，但OMO同样赋能强劲，带动发展多种类型的应用。

“因此，我们投资的Mobike、直播和食品快递等项目都很成功，是移动支付加快了这一切的发生。”李开复说，“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现在还无法预测中美两国谁会跑在前面；但现在OMO的领导者早已确定，那就是中国。”

再说到人工智能，刚刚过去的2017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实际上它并非一个新领域，但却在去年全面引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开复认为，这要归功于算法的成熟、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以及大数据的可用性。首先互联网公司需要拥有大量数据，根据数据量调整算法，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数据，从而改进算法，接着更好地获得更多数据，进而更好地改进它。正是这种迭代循环才促成如今算法的成熟。

钦佩的企业家、最好最坏的决定

谈及自己最钦佩的企业家，李开复表示是苹果前CEO乔布斯。他敬佩乔布斯有勇气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并学习成为更好的领导者。虽然他也有很多问题和缺点，这些问题曾让他被迫离开苹果之后又重新“掌舵”，但在李开复看来，乔布斯是独特的。

关于人生中最好的决定，李开复说了两件事，一是和老婆结婚，二是移居中国。而问及最坏的决定，他说：“当初坚信语音识别技术能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运用是有问题的，之后也并没有吸取教训，仍继续尝试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