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竞争与技术革新催生车辆功能开发新范式

激烈竞争与技术革新催生车辆功能开发新范式

作者：Megan Lampinen

软件定义汽车（SDV）的兴起与电动化趋势正重塑车辆研发范式。系统复杂性呈指数级增长：当今部分车型已搭载超过1亿行代码、150个电子控制单元及3000枚半导体芯片。而内燃机向混动及纯电驱动系统的转型更使复杂度加剧。面对集成化多ECU系统，需对数千个信号进行标定以实现续航、性能与寿命的最优平衡，这项任务极具挑战性。

ETAS（博世100%控股子公司）集成标定与应用解决方案领域副总裁Gerit von Schwertführer指出：“纯电动汽车在续航、能效和热管理方面带来了不同的挑战，而混合动力汽车则兼具这些挑战以及内燃机排放标定的复杂性。”他进一步强调：“很显然，团队无法再依靠传统的工作方式来管理这些系统的设置与标定。”

尽管复杂性日益攀升，但开发周期却需持续压缩。传统车企已习惯于每六至八年推出一款全新车型，期间还要进行一次中期改款。而中国新兴车企以软件为核心的开发模式，进一步抬高了行业门槛。“部分中国主机厂正致力于实现12至15个月的开发周期——从项目启动到量产开端，"von Schwertführer指出，"市场正在适应这种创新速度。欧洲或许能接受四年等待一次改款，但在中国若遵循此节奏，必将出局。

一、车辆复杂性持续攀升

对电动汽车而言，上市速度尤为关键，因为电池与充电技术飞速迭代，当前的前沿技术很快便会过时。提升研发效率同时能显著节约成本：“若能将新车上市速度提升一倍，成本必然大幅降低。因为研发周期缩短一半，便没有足够时间消耗翻倍的开发资金。”

二、攻克多ECU标定难题

Von Schwertführer认为，在这一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打破部门壁垒，在开发过程中引入更多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以软件为核心的开发范式是一个理想的起点。“缺乏这种范式，复杂性将呈指数级增长，”他在接受《Automotive World》采访时表示，“这意味着开发周期延长或团队规模膨胀，而这两者都不可取。”

然而，实现以软件为中心的愿景，与全系统精准测量和标定能力密不可分。若缺乏精确数据及参数微调手段，即使最创新的软件架构也会失效。此时，强大测量标定工具的关键作用便凸显出来，它们构成了高效、多ECU系统开发的基石。

ETAS正通过一系列ECU访问技术方案助力开发者应对速度与系统的复杂性挑战。“优化实现多ECU标定是最大挑战之一。这需要能测量每个ECU的系统，为全面掌控所有关键参数奠定测量与标定基础。”ETAS的ETK（拓展测试与标定）可作为发动机及变速箱ECU开发应用的通用接口。

建立物理基础后，团队需获取来自各个ECU与传感器的同步数据。“需要一款中央控制软件，以简洁方式统揽所有数据流。开发者能直观查看数据流、可调参数及实时反馈。”他解释道。

三、我们的工具，特别是INCA，完美适配12-15个月开发周期

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引入自动化与AI支持。“利用测量数据通过机器学习计算系统模型，能轻松定位所有关联参数并找到最优解，甚至在多个局部最优解之间实现平衡。"

INCA（集成标定与应用工具）是ETAS的核心标定平台，目前全球用户超5万，并拥有配套工具生态。例如，用于实现标定流程自动化的INCA-Flow，以及支持AI优化标定设置的ASCMO（高级标定、建模与优化仿真）。

该解决方案已被整车厂、一级供应商及工程服务提供商广泛采用。"几乎没有一级供应商不使用INCA。"Von Schwertführer补充道。

四、工具带来的变革效应

此类工具的影响可能非常显著。Von Schwertführer预估ETAS方案最高可提升30%开发效率，同时强调具体效果因用例差异和现有工作模式而异。

无论具体数值如何，整体效率提升为加速开发创造了条件。“这意味着我们的工具，尤其是INCA，能完全支持12-15个月的开发周期。”他强调。

这对传统车企来说十分利好：目前全球电动汽车品牌涌现，仅中国就有百余家。随着电池技术逐渐成熟，在市场中脱颖而出会变得愈发困难，仅靠续航与充电时间难以实现差异化。

“若所有企业都聚焦这些维度，很难形成领先优势。”Von Schwertführer警告道。许多电动车品牌已开始通过整车设计或车载信息娱乐功能来实现差异化，而下一主战场可能转向车辆动态性能。

他以宝马最新发布的“新世代”（Neue Klasse）平台首款车型iX3为例，说明通过优化转向、制动、悬挂与动力总成所能实现的潜力：“当找到全局最优解，就能形成独特驾驶行为体验，从而脱颖而出。主机厂将日益重视通过动态性能设计传递品牌价值。”

无论是车辆动态性能还是电驱系统，以AI驱动的软件中心开发方法都将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但这需要对传统策略进行彻底重构，并伴随风险。

“敢于冒险是中国市场的重要特征，”Von Schwertführer总结道，“关键问题在于，西欧和美国等安全导向型市场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并建立风险应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