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革命趋势形态、协调发展及综合突进战略思考结论

本文围绕新科技革命趋势，重点讨论了科技产业的转型发展形态。提出了以协调发展完善科技经济发展多元化和社会结构高度化的功能需求；以多元复合相兼,建立科技、经济与社会系统发展的"共同域"或"共同点"，并将协调发展作为一个战略形态，推进科技经济与社会在产业转型中的互动程度，确立其在新产业、新业态的内生变量的地位。进而在重新检视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科技产业经济学的新范式、新体系等结论。

一、科技革命的转型形态

风起云涌的科技革命加速了科技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带来了新产业空间、形态及其学科组成的丰富内涵，并深刻地推动创新领域、行业界面的互动融合、交叉渗透，从而刷新了科技产业经济学的各种定义与学术观点。尽管如此，这些变化仍然来源于新科技革命锻造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与新模式，并形成了世界科技经济演变的新景观。不同的是，科技产业经济的无形资产、知识产权以及大数据、柔性管理、服务价值等，较之科技产业其他部分有较大的比重和独特性。在这部分产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知识密集型产业在整个科技产业结构中的构成更为明显。知识、人才资源的储备以及创新性研发、思维、教育、设计等与智能制造成为实现科技产业及经济增长的源泉。智力型的生产者使科技创新资源具有流动性、扩散性、共享性。智力型生产者掌握着知识产权、生产技能和管理方法，并携带思想、知识与技能随之流动。这些改变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关系，让科技经济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的以知识资源、专业技能及研发成果所有权者来确定科技产业经济发展的趋向。同时，作为知识价值结构中的载体价值还包括物化劳动价值。知识转移频率越高，应用范围越广，转移价值和效益就越明显。在向其它部门进行广泛渗透延伸的基础上，新的分工形式与新产业、新技术进一步结合，催生了一些新兴的“边缘产业”，形成了知识密集型的科技产业系统。这些根本的变化，突出反映了在科技产业转型发展中，知识和人才资源对于科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价值。知识生产、应用扩散，实现了经济规模的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转变，提高了有形资产的科技价值与知识含量，也形成了一系列转型发展的新形态和新变化。

知识创新、应用扩散与产业转型的供需结构关系愈加密切。在已往经济形态中，传统工业是以资源、劳力、资本为基础的，而科技产业经济中的第一要素是无形资产的知识。产业竞争力与市场规模来源于创新资源、知识资本的占有、配置、生产和应用。积聚财富的核心主要是科技、人才资源及其信息体系。最有利可图的不是大规模生产提供的标准产品，而是个性化、小批量、多品种、定制生产的创新产品。如美国新增产值2/3就是通过像苹果、微软、谷歌等这样的科技企业创造的。许多科技企业的无形资产超过了总资产的60%。同时，拥有知识和技术的人获得就业和高报酬的工作增多。随着实物经济的激烈竞争和规模发展，一些高科技公司的科技成果、企业品牌、商标、市场销售能力、设计开发能力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和赢利越来越高。产权已经不在是对有形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而且必须包括对无形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作为无形产权具有极高的附加值和极大的复制传播性，知识资产的价值在迅速递增。无形资产与传统产业改造有效地结合起来，使产业迅速升级，进而带动了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互联网+的知识应用、产品应用和服务社会化的影响更为广阔。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将跨域合作、协调发展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互联互通，实時互动”，构筑了开放、透明和共享的互联网机制和生态系统，推动建立了在新型合作机制上的“共享科技”。通过网络化、智能化的协调发展，形成了转型发展的新范式。互联网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加速知识更新、科技创新及产品换代，支持着科技产业的创新、生产及科技转移的传播与扩散，并加快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调整。科技产业的智能设备，通过智能化，3D打印，无线传感等技术使的智能设备成为创新研发与智能制造的工具。同时这些智能设备不断向互联网反馈市场大数据，以供系统决策使用。以互联网+的进化和扩张，反映了互联网深度融合和介入式发展的动态过程。表现在科技产业经济领域中，知识服务领域不断扩大，科技产品得到广泛应用和替代。信息网络的社会化中介服务等，在生产、创新、投资、市场类服务领域的比重越来越大。云计算和网络扩散和应用在产业创新与转型发展中得到普及和利用，使创新创业者从事产品研发和模式创新更为简单、快捷、便利。创新服务和智能装备能够帮助人们处理各种复杂的工作，而且能够作为最基本的工作设备替代人的研发、诊断、设计和加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智能设备等加快了科技产业转型与知识更新，并促使应用知识的人向附加值较高的行业转移，并带来了职业结构的迅速变化，促使人才的流动和聚集。社会化的流动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也加快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换代和升级。

知识密集型服务在科技产业转型发展的影响与日俱增。知识密集型服务活动涉及到科技、教育、金融、商务、咨询、管理、贸易以及研究与发展等领域，并在科技产业经济发展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现代制造中，教育培训、管理、形象设计、研究与发展等活动的成本已占企业投入成本的60-75%。知识密集型服务活动在经济增长中日益显示出独特的特征：以知识服务可以获得产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知识服务主要是以知识资本、知识资源或知识人才作为服务的基础；知识服务在科技产业经济中的增长份额不断递增，并衍生出新业态。知识服务在科技产业经济发展的地位，反映出进入新经济发展阶段，市场需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知识服务多元化的倾向。随着市场需求结构变得日益复杂且产品知识密集度日益提高，研发、生产等更多地依赖网络化、高科技，科技商品化、产业化过程中知识密集程度日益增强，产品研发和生产制造、运营管理过程中的服务需求日益增加。知识型服务业已成为产业价值链的重要部分，在创新发展、转型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科技创新、资金投入和企业管理提供的一系列知识服务，特别是研发、融资和管理以及科技产业化等知识型服务的参与，构成了科技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特征。知识服务形成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将成为影响未来科技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

跨界融合加速共享合作与创新社会化发展。与传统的创新组合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大数据、网络化、创新社会化打破了已有结构的创新组合，为破解创新发展的体制瓶颈，满足各种多元合作的需求，实现市场需求与创新效益的最大化，通过府产学研资介之间跨部门、跨学科、跨领域的多元合作，构筑不同行业、空间一体、协调发展、各显其能的创新组合。开放包容的创新系统快速打破了交互边界，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边界日渐模糊，催生出更多的市场机遇与网络化的生态系统。在统一的网络空间平台上，要素彼此链接，共生共荣又互有竞合。创业创新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利益相关的创新共同体及其价值联盟。跨界融合在经济、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并在重新审视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后，改变了产业转型发展的路径，形成了新的发展观。产学研资介的交叉渗透、相互融合，建立跨界合作的创新机制，并以创新驱动理念，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强与企业的研发合作，解决产业转型发展的重大难题。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下，实现科技商品化、市场化的良性互动，促进创新成果在产学研资介之间合理运行。同时，转变政府为单核心的发展模式，破除制约产学研资介合作的障碍。抓住产业链附加值较高的两端，提升创新研发和资本运营能力，兼顾高端制造业，搭建创新平台体系，以保证“府产学研资介”创新机制稳定运行。在兼顾各方的利益基础上，完善相关的合作规范，创造友好的创新环境，形成良好的创新运作氛围。

决策科学化和智能化对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的影响越来越大。科技产业的重大决策和谋划凝聚着大量知识生产成果，进入新经济时代，决策依赖的基本元素，如数据、系统维度、相互影响方式，以及政府与产学研之间的相互联系等方式都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决策触发的一系列风险有可能加剧，依靠全球化、网络化的智库系统，协同各方科学研究与智力资源进行科学决策和战略管理已成常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其超乎意想的高效率、智能化效果改变了传统封闭式的决策研究范式，依托网络化、智能化“外脑”，强化了决策咨询研究对科技产业转型发展的支持。如美国提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为政府服务，并帮助政府进行大数据分析。一些科技经济研究囿于传统经济学范畴，虽然强调科技创新作用，但忽视了智库在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性作用，这是对知识生产的片面理解。而历史表明，超前性决策研究关系到科技经济能否得到迅速发展。如美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就得益于智库成果。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竞争力地位急剧下降，在90年代迅速回升，个中缘由，就是借鉴了智库的决策研究成果。根据专家建议，1987年里根总统提出包括增加智力资源投资：促进科技发展；保护知识产权等6项重点战略措施，发表了全面竞争计划。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根据智库提出的国家关键技术报告等研究成果，提出了优先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以及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设施”等战略，促进了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全球金融危机后，为重振美国制造业， 2009年奥巴马政府推出再产业化战略，颁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0年，又出台《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等政策。这些智库研究成果，无疑对科技产业转型升级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协调发展的转型观

以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创新驱动，加速科技产业经济研究进入科技、经济、政治与社会相关领域。作为一种发展趋势，网络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它使社会再结构化，改变着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形态。网络构成了社会新的社会形态，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模式（Castells,1996）。在网络全球化的覆盖下，共享经济、共享科技等模式应运而生。共享经济在当今这个稀缺的世界里，人人共享组织可以创造出富足。通过利用已有的资源，如有形资产、技术、网络、设备、数据、经验和流程等，这些组织可以以指数级成长。未来80%以上的产业都将被共享经济所改变（Robin Chase，2015）。

眼花缭乱的创新驱动与转型变化，使人们从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演进发展过程，看到了在新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化社会里，其经济形态与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将发生转变，出现了一种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其核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力及对获利能力的强调，脱离了工业经济单一的生产力增长方式（Castells and Yuko Aoyama，1994）。新型互联网经济的资本共享性、资源可得性以及公共服务广泛性，为共享经济模式介入产业转型发展提供佐证。面对发展方式转变，以及科技变革及其成果应用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及等方面的影响，亟待超越传统理论，重塑发展理念、学术概念、理论范式及转型思维，并将其付诸实施。还要看到，虽然进入新经济对科技产业经济发展方式变化时期，但总体上还是在科技、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范畴内寻求改善和提升。在网络化、全球化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在科技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兼容性问题，不仅需要将科技创新与产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的解释，还需要突破这一狭义思考的范围，从发展空间及其战略的制约因素，如科技制约、经济制约、社会制约、政治制约、时空制约等因素做出科学的解释，并扩展到科技经济与社会以至全球范围进行全景式的思考。这种新发展观和系统战略思想，我们称之为协调发展[1]。

协调发展作为一种新发展观是对持续发展的运作模式和战略框架的深化与完善。实际上，是将持续发展纳入科技、经济、社会与政治四维协调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发展系统（科技、经济、社会、政治）诸要素的相互调整与整合，并在调整与整合的基础上形成合理的发展结构和运作机制；为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进行系统性、动态性、适时性的调控和整合。通过调控和整合确保阶段性发展与协调发展同步进行。因此，协调发展可以视为对诸发展要素进行调整的总调控系统。它包括多层次的协调发展体系；整体系统结构的发展协调和阶段协调；局部系统的目标发展系统；局部系统的结构发展协调，等等。

协调发展结构与内涵界定表明,协调发展是科技经济发展多元化和社会结构高度化的功能需求。它是一个新的特定的组合转换过程,由渗透、交叉、融合三个阶段组成。以多元复合相兼,形成系统发展的"共同域"或"共同点"[2]。因而将科技经济及其产业纳入协调发展，是针对不均衡发展的基本演进和响应过程。

毫无疑问，协调发展是一个由非均衡到均衡发展的过程。科技促进产业经济协调发展，表明这一过程不是单元领域的“增长”而是系统领域的综合协调，或者说是一种“增长”和“发展”的协调。以科技产业经济为例，它表现为科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研究开发投入的增长等，还表现为在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的过程中，科技产业经济与社会、文化、教育、法制的协调发展。这一不同与以往的发展思路，源于网络全球化、科技产业化为核心的跨界、跨域、跨行趋势，以及科技经济深度融合与产业转型发展。因而从未来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的愿景，构建不同领域的发展生态，必须以多元协调为关键变量，形成新的科技产业形态、价值链架构，进而提高全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三、综合突进的转型战略

进入科技革命引发的新产业经济发展阶段，不均衡发展及其比较差距更加突出，各国均面临着创新战略与不断变化的创新环境相适应的机遇与挑战。新科技不断的涌现，并广泛渗透到相关产业经济领域，深刻地改变了科技经济的发展动力、发展方式与发展格局。新科技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机制、新流程，使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转型升级的要求。尽快超越单纯投资主导、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发展模式，转向以消费、服务驱动为主导，供求、结构、质量和效益为目标的增长模式；由行业闭关式、体制分割式的传统管理模式，转向网络化、开放式的协调发展模式，成为科技产业转型发展的新战略与大趋势。

在这一过程中，协调发展改变了过往以追求“增长”为目标的单一转换系统,这种表面化的“增长”,由于发展的不协调而产生“漏斗”效应,致使产出效益无法达到与资源投入相称的极大增长[3]。新发展的基点是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其核心是形成战略力量的创新系统，以及实现产业转型发展的共享基础。在促进科技产业结构转型，延续其聚合、协调和同步发展机制的同时，借助网络化技术基础，将产业转型中的社会服务与产业决定的关系转化为信息流，并在创新资本的支持下，使其加深科技创新与知识服务在产业转型配置的作用。科技与知识作为科技经济理论的资本形态，以其所具有的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在信息流量、结构转型中表现出收益递增的特征，并以一种干涉变量进入经济方式转变的分析框架。通过教育、软件、金融、咨询等生产性、创新型知识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加快“生产要素”在质量效益上的改进与补充，产生有别于传统资本形态的新的资本形态与空间布局。这些资本所具有的特殊而有相关的异质性发展。这意味着，具有经济价值而不是单纯知识性质的资本所形成的资本结构，意味着科技创新改变了产业结构与资本结构，同时也改变了结构调整的战略架构。

这一具有特殊经济属性的战略性变革，以及资本形态，对增强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将产生以下最直接的影响：创新型的科技产业发展迅猛，产业更迭加快。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以及新材料产业成为竞争最激烈、发展最迅速、影响最广泛的技术产业领域，并促使产业结构的高变动、高效率和高效益；‚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加快了选择性嫁接、重点改造和战略重组。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化，迅速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和产品的附加值，使传统产业的售后利润率等指标完全等同于高新技术产业；ƒ科技、教育与产业的交叉渗透和整体聚合，促使产业素质、功能、机制与形态发生内质性变动。通过研究开发、教育培训、人才流动等政策协调，提高人们获得既得能力的价值生产率，促使人力资本的质量性、结构性变化。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结合构成的发展集群，在科技、经济系统结构的变迁中迅速融合，显示其发展空间转换功能，将迸发出持续发展的增长潜力。

以这样的战略基础，建立在创新先导型的科技产业群体，以及实现“强大”的产业竞争实力，需要加快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依托体制创新、政策创新对产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快科技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在实现科技产业化的基础上培育创新经济的增长级，扩张科技产业发展的市场份额。这一过程要经历产业化阶段的科技产业发展的过程，同时必然要进入科技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的互动阶段。当寻求解决产业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引起相应的经济、社会、科技领域的巨大变革时，协调发展作为一个基本的战略形态出现，不仅加快了科技经济与社会在产业转型中的互动程度，而且确立了协调发展作为新产业经济的内生变量的地位[5]。从发展的角度上，这种互为需求包括结构优化、技术变迁、制度创新和环境友好，而且包括科技、经济与社会的战略政策、发展目标、运作机制等之间的配置关系。这种关系并不限于在产业发展和创新资源约束下进行代际之间的安排，而是在经济、科技与社会的战略层面，以协调发展方式做出科技经济与社会在总量、结构、效益和代际兼顾等目标之间的战略配置。同时，技术并非中立的，而是受到社会性的牵引（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1970）。

科技产业经济“无网而不胜”，以及网络化、数字化提供了接触平等竞争的机遇，促成了市场关系的普遍化，加速了新财富积累、新经济共享。但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也形成了生存的“危机”（胡塞尔，1976）。网络化、数字化、人工智能作为一柄科技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双刃剑”，在就业结构、公共资源、产业转型等方面，同样也构成了一系列冲击，带来了数字鸿沟愈发蔓延的不平等现象（丹·席勒，Dan Schiller，2016）。例如，尽管网络化、数字化大行其道，但在世界范围内，仍有56%的国家尚未接入互联网，有41亿人与现代经济脱节。此外，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数字模式重构自我，不断采纳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此刺激新产业经济增长，一方面，造就了诸如美国硅谷等许多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的新社会阶层；另一方面，新科技、数字鸿沟造成的内部分化、城乡差距、社会冲突与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人工智能取代了一部分传统就业结构，少数精英阶层创造大量的人工智能，但大部分人将变成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无用阶层。数以亿计的人将找不到工作，这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大风险（尤瓦尔·赫拉利，2017）。为此，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发出警告，人工智能将威胁所有人类工作，这项技术甚至可能引发战争，“它是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危险”。

如何避免新技术、新产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却减少了新就业比重，以及加剧贫富分化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欧美国家创新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政府在加快科技创新的同时，必须考虑增加就业、减少贫富差距等问题。如美国近些年来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政府提出通过实施新战略，加强制造业转型，支持制造业回流、增加有创新潜力的小型制造企业和产业供应链，以及鼓励投资创新型产业，来提高就业率。另外，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建设包容性、公共性的创新经济，分享创新收益，减少社会的不平等。这些措施包括加强新技术工作培训；改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实施，让低收入的发明者能够得到知识产权律师的帮助；在一些没有优势的地区建立创新中心等。这表明，在新形势下，科技产业转型成为一种与市场需求兼容并蓄的科技经济战略，也成为一种影响到生产关系变革、提高社会公平度的社会政治行为。

未来可预见的发展说明，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资源共享性、行业兼容性，可以归结为科技、经济与社会乃至政治之间的要素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我们用持续发展的观点来解释以知识资本为基础的战略变革及其结构转型有些狭义或勉强，实质上，任何传统的发展观点遇到根本性的挑战，往往做出较大的修正。在新的协调发展的思想和运作机制基础上，完成科技产业系统互动、综合突进和整体发展，将逐渐取代以邻为壑、闭关自守的传统发展观。在这一过程中，系统互动必须经历从单一突进、静态均衡到协调发展、动态均衡的过渡。

四、结论

基于新时期的转型与创新发展变化，协调发展仍然是21世纪中国发展的战略取向[4]。科技创新如影随形，成功的发展模式塑造新的产业转型模式与学科基础。我们需要从多维、系统的发展变量中，寻求影响和导致科技经济不稳定或结构缺陷的主要因素或复合因素，并对科技产业经济学的定义概念、理论原理、发展要素、基本架构等，从系统创新与协调发展的角度重新加以审视或界定。因此，提出的协调发展观，是旨在系统解释一种现实，即科技产业经济的转型与发展，需要未雨绸缪。既要充分考虑科技创新带来的科技经济共享，又要兼顾新科技产业转型对收入分配与就业市场的冲击，以及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政治风险。而“协调发展”作为一种新发展观及其理论思想，是适应网络化、全球化背景下科技产业转型发展的环境变化提出来的。虽然全球科技产业经济发展仍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并行转变和交替之中，但基于数字化、智能化的科技创新、资本流动与产业转型，在全球范围已不囿于特定国家、划定地区或固定场所，形成了跨国界、超领域、共享型的技术互联、资源互动、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科技产业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趋势，加速推进科技、经济与社会“去界面化”的进程，并重构以协调发展为主轴的科技产业经济学发展空间、理论范畴与演化规律。而由于多数学者习以为常专注于本专业知识技能和行为方式，并不愿意进入一个包容、开放的交叉学科共同体。在大部分情况下，经济学家们都没有将这些维度纳入分析之内，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所使用的传统方法都漏掉了很多与动态社会和创造性社会相关的重要经济因素[6]。在重新检视、修订或完善传统经济学、科学学等基础上，创立基于科技产业经济学的新范式、新体系、新版本，就需要从协调发展的视角来明确科技产业经济发展的标尺，并进入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领域进行系统驾驭和战略思考。